泛舟之役

战争作为文明冲突的最高形式，中国战船的历史与地中海战船同样古老。

早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就已用舟船来运送军队。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的军队由四十七艘大船在孟津渡过黄河，只是这些临时征集的船并非战船。

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江河湖海很快成为陆地的延伸，有记载的较大规模的水战已不下于十余次。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和北方面临东海的齐国，都先后开始了战船制造计划。

鲁哀公十年，吴国大夫徐承率师舟自海道伐齐，这或许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军。

在吴越战争中，水军甚至成为战争的主力。据《越绝书》记载，吴国战船分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伍子胥以步兵的“车战法”训练水军。吴国还发明了用于跳帮战的水战器具“钩拒”。

与欧洲早期战船类似，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所谓战船，主要承担运送士兵和辎重粮草的任务。

张仪游说楚王时，就炫耀秦国的水上航运能力：“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扦关。”后来，秦果然遣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以大舶船万艘，浮江伐楚，一举成功。

在古代技术环境下，水路运输的优越性是陆路无可比拟的。

在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中，秦军依靠渭河和黄河运输，赵军只能依靠崎岖的陆路运输。当时陆路运输成本之高绝非现代人可以想象。即使近代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谷物的运送距离只要超过40公里，陆路运费就超过货价。

长平之战这场旷日持久的运输战的最终结果，是水运的秦国打败了陆运的赵国。

《左传》载，僖公十三年，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在秦始皇征服南岭的战事中，为了解决军粮运送困难，不得不兴师动众，修建了著名的灵渠，以沟通湘江和漓江。这样就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

秦帝国通过水路，将统治第一次扩展到岭南乃至南海。

公元前206—公元25年的西汉时期，中国战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次战役最多时出动战船2000多艘，水军达20万。

元封二年，好战的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海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占领朝鲜半岛。

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的扩张运动不仅北及大漠，西通西域，同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也开辟了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最著名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东汉建武中元二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后来在日本被发现，上刻阴文“汉倭奴国王”。

应当承认，制铁业的鼎盛对汉帝国造船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汉书》中甚至有“造十层赤楼帛栏船”的记载。

三国时期，曾发生过许多著名的水战，最著名的如赤壁之战。

魏、蜀、吴三国之中，南方的吴国水军最为强盛，拥有5000艘战船，其中大型楼船设楼5层，可运载士兵多达3000名。黄龙二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出海，探寻海外的夷洲和亶洲。卫温到达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还。

魏晋南北朝拉开了中华文明南迁的历史大幕。南方不仅临近大海，而且江河湖泊密布。

客观的地利之便，使船舶发展出各种各样不同类别，尤其是战船，在体量和性能方面都有大的提升。据说南梁侯景军的战船装有一百六十支长桨，航行起来如飞一般。祖冲之“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据《晋书》记载：“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

以橹桨驱动的楼船为代表，中国战船的性能已逐步赶上和超过了当时的地中海国家，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5世纪中期。

与桨帆时代的欧洲战船相比，中国战船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牢固、适航性最好的船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