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下的海禁

从中国历史来说，经济一直在南移，但政治中心大多时间在北方。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建大都于汗八里，几乎所有物品必须由1600公里外的南方运来。华北松软的黄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水路运输仍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条与海岸线几乎平行的京杭大运河，就成为“帝国命脉”。

漕船从富庶的江南出发，经过三千里跋涉，最后到达北京的“海子”。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当时的大运河“犹如一条大河，能够行驶大型帆船”。

大运河的建设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早在公元10世纪时便已应用船闸系统及诸如多拱宝带桥这样匠心独运的桥梁。在明朝永乐年间，大运河重建、大修，得到进一步改善。当水利专家白英完成筑坝和黄河引水工程时，接近12000艘运粮驳船沿运河南北航行已经成为可能。雇来维护该运河的人力接近50000人。

毫无疑问，西方最宏大的运河系统非威尼斯的水运系统莫属。当坚忍不拔的威尼斯旅行者马可·波罗于13世纪70年代到达中国后，连他也为长江上的交通运输量所叹服：“覆盖这条伟大河流的船只如此之多，对于读到或听闻这种描述的任何人来说都不会相信。经由此河南北运送的货物如此之多，这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事实上，其交通之繁荣，以至于看来这根本就不像河，而是大海。”

中国的大运河不仅发挥着国内贸易大动脉的作用，它还使帝国政府通过五大粮仓，以丰收后购进粮食、物价过高时售出粮食为手段，起到平抑粮食价格的作用。

在传统帝国时代，漕运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

明代每年要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食到京城，最高时达到670万石，但从北方返回南方的船却常常放空；有些船到达北方后，甚至直接被凿沉废弃。专门研究明代漕运的黄仁宇先生指出，从南方运到北京的白粮，常常会以低于南方的价格进行抛售，而且运输的费用往往是粮食价格的数倍。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说白了，就是富庶的南方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向北方统治者输血，这就是帝国的真相。

与地中海相比，中国运河要脆弱得多。

与其政治意义相比，它的实际运输能力极其有限。

首先，对于长达数千公里的人工运河来说，帆桨派不上用场时，不得不依靠人力拉纤。一艘普通官船就需要50名纤夫，而纤夫的境况大都很悲惨。隋炀帝经运河南巡，纤夫沿两岸牵引“龙船”，淤浅处由民夫推船，许多民夫甚至泡到腰身以下溃烂。

其次，运河的航速极低。唐代江淮漕运从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八九月才到达洛阳，运送一趟竟然需要半年。

再次，运河各段因为水位落差巨大，不得不设船闸分次运送，“自天井闸至塌场口，不满百里，建闸十一座”；每艘船需要500人协助才能过闸，而且每次过闸均需装货卸货，极其烦琐，更不用说拥堵了。

最后，北方降水极少，冬季结冰封河，加上黄河频频泛滥，导致北运河经常缺水、淤塞和断航。

重重困难之下，以北京为帝国京都的元、明、清三代，不得不在河运之外尝试海运。

早在唐咸通年间，用兵交趾，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趾，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

元朝长期以大规模的海运，将江浙一带的米粮运到“汗八里”，“终元世海运不废”。黄仁宇也认为，整个元朝时期，海路在交通运输中所起的作用要更大一些。

海运一方面使沿海的灯塔航标等设施得以完善，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海船的发展。

早期海运沙船最大不过千石，“延祐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余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此后30年时间，就出现了300吨～1200吨的大型海船。

同时海运也开辟了海上新航线，“殷明略航线”从长江口直达天津，全程仅需要10天。“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这与漕运动辄数月半载形成鲜明的对比。

与河运相比，海运所用大船具有极大的容积，海上较大的风力也强于人畜肌力，故而海运成本要低很多。但帝国政治常常与经济原理无关，甚至完全相悖。

明清时期，河运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中国的运河主要是为了漕运，或者说是为了收税，而非发展民间商业。对一个农业帝国来说，货币体制的落后仅仅是一种表象；直到1901年，清帝国才以钱币支付方式代替了实物缴纳方式。

与漕运的浪费、低效相伴始终的，是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特别是在明后期，更是严格地禁止一切海洋活动，甚至只要制造双桅以上帆船，就是谋逆，罪可致死。

从很大程度上，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海禁传统，塑造了中国重农轻商的大陆性格，这与西方世界热衷于海洋贸易截然相反。

西方古代的城邦，无论其依附于土地贵族的程度有多强烈，基本上是从海外贸易发展起来的，而中国主要是个内陆地区。纯就航海方面而言，中国平底帆船的续航力之大，有时可以航行到很远的地方，而航海技术也高度发展。但与幅员广大的内陆本体相较之下，海上贸易就微不足道了。况且中国数百年来已放弃争取海上强权，这是对外贸易不可或缺的基础。最后，众所周知，中国为了维护其传统，对外接触仅限制在唯一的一个港口和商行，即广州十三行。这样做其来有自。即使修筑大运河，也是极力避免由海路从南方向北方调运粮食，这可能是因为海上交通容易受到台风和海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