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留苏受宠（8）

“江浙同乡会”事件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期间，以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政策而留下了深刻教训。他们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任人唯亲，唯我独尊，对不同意见者一律排斥、无情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这种宗派主义政策，在中山大学期间就有着一系列的表现。“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是一例。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党的支部局以后，虽然取得了米夫的绝对信任，但在广大同学中间仍很孤立。“多数同学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一直受到王明等人排挤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于1927年11月进入列宁学院以后，仍然时常来中山大学，而且深得广大同学的拥护。他们反对王明等人宗派活动的行为，在学生中有较大影响，成为王明等人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因此，为了进一步打击异己，巩固在中山大学的权势，扩大在党内的影响，1927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

“江浙同乡会”当时被说成是“反党小组织”，“江浙同乡会”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是怎样出现的呢？还是先看看原中山大学学生的回忆。

杨放之叙述了“江浙同乡会”出现的背景：“‘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

被打成“‘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孙冶方，详细叙述了“江浙同乡会”的由来：“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每个月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

把流言“添油加醋”当成证据，这是古今中外搞诬陷的惯用伎俩。盛岳这个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对此并不忌讳：“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它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手法可谓屡见不鲜。”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应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江浙同乡会”，而且请来苏联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工作。他们轻信了王明等人的汇报，并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调查后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

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后，虽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但他们并不满足，还要借此事件提高他们在中国党内的地位。于是，他们又找到当时在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向忠发汇报说，有人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应当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注意。

听了王明等人的汇报后，向忠发不做调查，就来到中山大学就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发表了讲话。

向忠发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

向忠发来中山大学讲话后，不但引起了学生中的极大混乱，人人自危，也使学校的处理手段更加严厉。在有格伯乌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开除12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