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留苏受宠（10）

“第二条路线联盟”

王明教条宗派虽然有米夫为其撑腰，又得到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中山大学广大学生中间仍很孤立。在会议上、墙报中、饭堂里，同学们激烈批评米夫、王明的派别活动，王明等人也制造出一顶顶的帽子扣在广大同学头上。

他们认为，中山大学存在着“江浙同乡会”“江浙同乡会残余”“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别”，这些“反动派别”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反对以支部局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形成了反动的“第二条路线联盟”，必须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从而使中山大学里的一批党团员遭受打击迫害，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也横遭诬陷。广大党团员为了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同王明教条宗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工人反对派”

中国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由于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国民党学生也纷纷离校回国，在校学生急剧减少。虽然环境险恶，但是按照原定计划招收的第三期学生还必须照常入学。

这时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已经发生了转变，强调招生时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而且中共中央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也有计划地把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中山大学学习。所以，第三期学生中有很大一批是出身于工人的同志。例如，后来被王明教条宗派称为“工人反对派”代表的李剑如，是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骨干；余笃三是武汉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吴福海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法国的一批华工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中山大学学习。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使中山大学内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他们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对王明教条宗派自以为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夸夸其谈最为反感，所以他们逐渐成了中山大学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公开代表。他们“经常到大会上发言，公开批判支部局的错误行为。而且他们因为是工人出身，成分好，米夫一派不敢过分打击他们，所以胆子特别大，拥护他们的人很多”。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进入中山大学，确实给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成为他们宗派活动的一个障碍。因为共产国际此时特别强调产业工人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就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产国际都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化的意义。因此，如何对待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王明等人也颇费脑筋。

“他们披着天衣无缝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外衣，就足以使党支部局和学校当局陷于极大的窘境。”

王明教条宗派在这批工人出身的同学进入中山大学之初，也力图把他们拉过来控制为自己的势力。可是，由于学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引起了广大同学的普遍不满，王明教条宗派依仗米夫的撑腰，利用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权力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行为也引起了这些同学的反感。“王明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师生员工大会等，发表长篇大论，手捧经典著作，言必称马列主义，引经据典，以未来的‘中国列宁’的姿态出现在‘中大’同学的眼前，使人厌恶”。特别是王明教条宗派对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轻蔑态度，更使这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不满。他们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代表团成员有着特殊的敬重和爱戴，经常向瞿秋白等代表团成员反映情况和请教问题，使他们对于王明教条宗派的派别活动也逐渐有所了解。

被称为“工人反对派骨干”之一的吴福海回忆说：“我们提出要反对校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校长米夫的领导。那时，墙报上出现过一幅漫画，把米夫画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手中夹着一个大皮包，神气活现的样子。有些文章还揭露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支部局的一些人明确表示拥护米夫，不同意反对校方官僚主义的提法，但是他们的人数较少，我们多数人则主张反官僚主义……也有少数同学赞成支部局的观点。”“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学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劳动大学讲过话，他们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团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我们还找过当时在莫斯科的邓中夏，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我们工人学生比较接近，他对我们比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不加理睬。我们一些工人学生看到王明等人对待中共代表团的轻蔑态度，非常反感。”

虽然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不为王明教条宗派的拉拢所动，而且公开抵制他们的宗派活动，但一些法国华工出身的同学，由于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认为王明等人是支部局党的代表，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以轻信了王明等人的指使，充当了王明教条宗派的帮手。“他们在开会时充当啦啦队，或者打手，上台去揪斗发言者，或者在台下鼓噪”，起了不好的作用。

由于来自国内的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成为王明教条宗派的新障碍，也自然成为他们打击的新目标，而且王明等人要通过打击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来打击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是，他们先给这些工人出身的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说他们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进而又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以及“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后台，并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身上，给瞿秋白扣上了“调和路线”“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进行诽谤和攻击。

“我们经常听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后说他也是‘调和路线’。”

“王明一伙最恨的是瞿秋白同志，因为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威信较高，不用说是他们夺权的主要对象，必欲打倒之而后快。‘中大’内部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代表团同志，对瞿秋白与邓中夏同志，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王明等人在劳动大学搞宗派活动，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以后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常到劳动大学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斗争。王明等人因此对瞿秋白恨之入骨。大约在1929年，苏共开展清党运动，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王明等人趁此机会，对瞿秋白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他们诬蔑瞿秋白是什么‘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并造谣瞿秋白参加了劳动大学里一个叫作‘江浙同乡会’的党内小组织派别，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