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国渐起（6）

（三）批判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某些合理主张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发表了宣言与通告，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中心口号。

陈独秀这位已经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前总书记，不同意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态度，他于1929年7月28日，以“撒翁”为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

1.“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2.“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

3.“我觉得我们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这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才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地简单明了地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

4.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地到来”，陈独秀表示异议。他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地作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们赶快向苏联进攻吧！’”

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中共中央在《红旗》报第37期上发表了8月4日对“撒翁”的复信，并附上“撒翁”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复信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独秀的意见，认为中央同他的分歧，不只是策略问题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陈独秀看到中央复信后，又于8月11日再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问题。”对于他所提出用“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问题，陈独秀解释说，这绝不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而是更有策略性的无产阶级口号。

王明看了陈独秀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以及8月4日中共中央给陈独秀的复信之后，马上写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于1929年9月1日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上。这是最早一篇批判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观点的文章，但却存在严重的“左”倾形而上学的论述。

王明在文章中，按照中共中央复信的“左”倾调子，矢口否定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某些合理主张，认为这不是策略分歧，“实际上是极大原则上不同”。

王明列举了陈独秀的八大错误：

1.不了解战争的阶级本质；

2.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去研究战争；

3.不从阶级观点去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

4.把反苏战争与帝国主义间战争并列看待而且还认为同时有爆发的可能；

5.把帝国主义互相战争与反苏战争都看成“直接蹂躏中国人民”；

6.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口号；

7.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

8.不相信进攻苏联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

最后，王明把陈独秀的这些“错误”上纲为：“撒翁同志意见的错误实质——从共产主义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不仅如此，王明还深挖陈独秀在此问题上的思想根源，提出“撒翁同志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五大特点”对之加以证实。

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的信，不同意中央当时提出的“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建议改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的口号，后来证明是合理的。但当时的李立三中央拒绝了他的合理主张，并对其进行了批判。王明追随中央批判陈独秀的某些合理主张，主要责任应在中共中央。但王明如此积极并加以发挥，成为批陈先锋，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左”倾思想作怪。

（四）否定中东路事件和平解决的可能

王明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世界最主要、最基本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正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东路事件并无和平解决的可能。所以，王明一味强调“准备着应战”“以革命联合反对反革命联合”“武装拥护苏联”等。

事实上，中东路事件仅是中苏两国冲突，帝国主义国家虽想插手，但最终并没有卷入。国民党政府处于军阀混战中，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反苏战争，当其被苏联红军打败后，只能走上和平解决之路。因此，1929年12月，中苏两国开始了伯力谈判。

1929年12月11日，正当伯力谈判进行中，王明在《红旗》报第61期上，发表了《“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的战争》。他说：“近几天来中俄和平交涉的空气，甚嚣尘上。中俄代表会晤及共同签订和约的消息，都从中外报纸上纷至沓来。表面上看去，好像震动全世界的所谓‘中东路问题’，便如此可以暂告一个和平解决的阶段似的。”但是，“事实的内容绝不会如此简单，所谓‘中俄问题’绝不会这样容易解决”，“奉天政府的和平交涉，不过是战败后的缓兵之计”。他武断地认定：“最近所谓‘中俄和平交涉’，绝不是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已经避免或和缓，而恰是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战争的更趋紧张。”他批评说：“谁幻想‘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在‘中俄交涉’下避免或和缓”，“谁便是中了敌人‘和平外交’的毒计”。

12月18日，王明在《红旗》报第62期上，再次发表《“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一文，认为最近演出的所谓“中俄和平交涉”是一幕外交剧。他坚持认为：“‘中俄问题’绝不会即如此简单解决，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更加紧迫！”文章列举了一些报刊报道的消息，断言：“这一切事实都铁一般地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各派都不愿使‘中东路问题’和平解决，要借此问题举行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中东路问题本身，只有一个唯一的条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就是中国工农兵以武装暴动驱逐在华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新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携起手来，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如此，中东路才不致有被反动力量抢夺过来作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危险。”

就在王明此文发表后几天，即1929年12月30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东北地方政府达成和平协议，签订了《伯力协定》。《伯力协定》仍按照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的状态，包括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恢复东三省苏联领事馆。这样，中东路恢复了原状，中苏之间的这场局部冲突得到了和平解决。

不知王明见到《伯力协定》以后作何感想。

当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编辑，王明在党报党刊上发表这些文章，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中央的认识，说明了我们党当时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内部事务，对于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还难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