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国渐起（14）

在进攻为主的方针指导下，王明这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又成了无所畏惧的“进攻勇士”，不断号召工人举行罢工。他曾说：“同盟罢工是当前工人阶级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同盟罢工已经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迫切要求。”“同盟罢工的性质是伟大政治罢工。”

当“红色五一节”来临之际，王明又要求工人们，要让“‘五一’的罢工示威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积极热烈英勇参加的行动”；当准备纪念五卅运动时，他要求“今年五卅工作的中心路线，毫无疑问地是组织全国的总政治罢工与总政治示威”；当汉口蛋厂工人爆发同盟罢工时，他又要求“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一定要在武汉区域继续扩大和深入”；当上海水电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后，他号召电话、电汽、电灯、自来水、邮务、纱厂等行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进行声援。

一味号召工人举行政治罢工的王明，与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了解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他们轻视经济斗争，不重视与工人有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提倡无限制地搞政治罢工。即使工人举行了经济罢工，也要硬给它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自然也就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三）把罢工失败说成是“政治胜利”

热衷于在纪念节搞政治罢工、政治示威、飞行集会的结果，使许多党员和工人被捕，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工人队伍损失严重。1930年4月20日，上海公共租界千名汽车工人首先举行罢工，4月25日又爆发了几千电车工人的罢工，电汽、电话、电灯、自来水等行业的工人也准备举行同盟罢工。但是，这些急躁冒进的罢工斗争在国民党政府镇压和破坏下很快就失败了，同盟罢工也未能实现。

承认失败需要有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深刻的反思，这恰恰是“左”倾冒险主义者们难以做到的。上海水电工人的罢工失败之后，王明却接连发表了《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等三篇文章，大谈这次罢工的“成功”和“胜利”，大讲其“伟大意义”，而且还说：“这不只是汽车电车工人对公司资本家的胜利，而是全上海及全中国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胜利。”

事实上，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并没有成功。王明在文章中也承认，“因自来水、电汽、法电、华电等，被残酷地白色恐怖镇压及其他各种原因而未能立即实现”，而汽车电车工人并没有得到自己提出的12条和9条要求，只不过得到“细微的经济条件的承认”后，就立即复工了。

但王明又不愿承认这就是失败，而是玩弄文字游戏，制造出一套把失败说成胜利的理论。

他说：“政治罢工的胜败，不能仅从罢工直接条件的有否收获为鉴评，这是列宁主义不易的真理。所以，有时政治罢工得不到任何直接条件的收获，但仍不失政治上伟大胜利的意义。”

王明还列举了六条“政治胜利”的表现，要求人们承认其“伟大意义”。

王明也知道，自己的这套说法不会有多少工人同意。他承认，“许多赤色工会会员及一般工友群众，还未能普遍正确地了解这一同盟罢工的胜利实质”，因此，他决心“详细地阐发”“这伟大胜利的意义”，纠正“许多赤色工会会员”的认识，批判其“错误看法”。

谁如果说“电车汽车工人同盟罢工失败了”，王明就凶狠地批判说：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的“无耻呼声”，是“取消派、上海总工会等工贼走狗装腔作势”的腔调；谁如果说“这次是经济上胜利，政治上失败——或相当失败的复工”，王明就批判说：这是“少数落后同志估计”，他们这是“陷入右倾及取消主义倾向的泥阱”了。

甚至人们作出这次罢工“不过是推动上海工人的斗争”的估计，王明也不放过，责备这是“对于这一胜利的实质和意义的不正确的估计”。这种阿Q精神，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有过生动回忆：“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什么什么的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并不单是王明的发明，也是“左”倾冒险主义者们的共同特征。

（四）把黄色工会作为“最直接敌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以外，还存在着各种黄色工会。他们有的是国民党的官办工会，有的是厂方办的，有的是工头办的。这些黄色工会的政治主张、经济要求与组织程度也各不相同。对于黄色工会的复杂情况，党的工作应区别对待、慎重行事。特别是黄色工会中有大批的工人兄弟，更需要我们去争取。对黄色工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只会分裂工人队伍，削弱工人运动的力量。

然而，即使复杂的事物，在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里，也只有肯定和否定这两极。

王明不加分析，一律把黄色工会看成是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的敌人，咬牙切齿地大骂他们是“国民党的走狗”“破坏工人运动的奸细”“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法西斯蒂”“最直接的敌人”，号召赤色工会会员行动起来，“推翻黄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等口号，在王明的文章里司空见惯。

王明把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阀等同起来。他说：“帝国主义、国民党、黄色工会三位一体地压迫罢工运动。”“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黄色职工国际的领袖、国际联盟、国际劳工局、中国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黄色工会，是一家人，……都是反革命。”

王明不但把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反动派等同起来，而且还把黄色工会看成是比国民党反动派更能危害工人运动的“最直接敌人”。

他说：“必须认清黄色工会是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直接在工人群众中的奸细和技师，是赤色工会当前最直接敌人。”

党当时在处理黄色工会问题上的主要任务，不应是“打倒黄色工会”，而应是争取参加黄色工会的广大工人兄弟。只有把黄色工会中的广大工人争取过来，才能壮大赤色工会的力量。像王明那样对待黄色工会，只能阻碍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