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4）

由于毛泽东主席当时身体不好，3月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同志的追悼大会。斯大林同志的追悼大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苏联把周总理安排在最显著的位置，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站在一起。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党政组织进行了很大的改组。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成为政治局的召集人。并对政府部门实行大合并，原有的好几个交通部门，合并组建成立交通部，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兼任部长；内外贸各部门合并成立贸易部，由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兼任部长；机械工业的几个部门合并成立机械工业部，由别尔乌辛兼部长。其他部门也都进行了这样的调整，分别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直接兼任部长。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政局也开始动荡。当时，赫鲁晓夫就耍了一个花招，搞了一个第一书记。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组织工作。他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在书记处里设了一个第一书记，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接着，赫鲁晓夫就开始彻底否定斯大林，这就给苏联后来的变化留下了祸根。如果要分析苏联解体的演变过程，应该说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无非是完成了这个分裂过程。彻底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列宁逝世后到斯大林逝世这30年的苏联历史，这实际上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动摇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我党中央就明确表态了，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至今，这两篇文章仍值得我们再读一读。

五、紧张的项目谈判

在正式进行项目谈判之前，我们还集中了一段时间，请苏联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给我们讲授关于怎样作计划工作问题。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萨布罗夫。早在斯大林逝世前，他就向我们提出，在正式开始讨论各个项目之前，应先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人给我们代表团这些人讲一讲关于怎样作计划工作的问题。在征得我方同意后，即着手安排讲授时间和内容。

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讲授。从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次。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的问题》。

苏联专家讲授的主要题目有：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方法，工业生产计划，黑色冶金计划工作，有色冶金计划，燃料工业计划，电力，机器制造，基本建设计划，劳动计划，干部教育及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分配，人民财政收支计划，商品周转计划，生产费与周转费计划，农业计划，财务计划，物资技术供应与物资平衡计划，统计工作，新技术计划。

此外，还请苏联建设事业委员会、冶金部的专家讲授了“苏联建设事业委员会机构设置”“都市改建问题”“苏联地质工作问题”等专题。

1953年4月初，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同苏联方面也不断接触，就一些具体项目进行商谈，但是还处于零星、个别的项目谈判阶段。4月初，苏联各部门的负责人开始和我们进行谈判。

我负责冶金项目的谈判，我的谈判对手是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冶金工作的副主席。这个人对项目抠得非常细，他要我们把每个项目都详细地讲给他听，然后他再向我们提出问题，要我们回答。因为我们没有搞现代工业项目设计的经验，有好多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特别是我们国内的项目前期工作做得太粗，很难满足项目设计的要求。尤其是冶金项目，许多矿山的资料不完整，勘探资料远远不能满足设计的需要。在谈判时，最使我们挠头的就是矿藏量，这方面资料很不完整，给项目和设计谈判带来了很多困难。

关于钢铁生产，我们提出，除了改造鞍钢，还必须新建两个大钢铁厂，一个是包钢，一个是武钢。对于包头钢铁厂的建设，苏联方面很有兴趣。他们认为，包头钢铁厂条件比较好，地理位置也好，背靠苏联。而对于华中钢铁公司的建设，他们则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武汉处于台湾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的范围之内，不安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空军的力量还比较弱。另外，他们认为武钢的矿山储量太小。

关于铝生产，我们提出，除了恢复抚顺铝厂，计划再建两个铝厂，一个建在贵州，一个建在郑州。对于这两个项目，苏方也不赞成。他们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有两个铝厂就够了。铝生产多了，中国自己用不了，卖给谁？卖给我苏联，我也不要。在东欧已集中建立了一批铝厂，苏联已经够用了。他们认为中国有两个铝厂，年生产能力就能达到10万吨。他们还举例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铝产量最低时每年只有4万吨，可是还是制造了4万架飞机。

由于这样，许多项目都谈不拢，尤其是涉及矿量的项目更是谈不拢。这样一来，有些项目谈得拢，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有些项目谈不拢，就迟迟达不成协议。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打电话把谈判情况报告中央，并请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宋应同志到莫斯科以后，专门找了苏联地质矿产部的负责人，把我国对矿山进行的最新勘探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他们表示同意和理解，认为我们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不能对中国同志要求得太严格，因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对矿量进行详细勘探的能力。苏联地质矿产部一表态，他们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就基本同意了我们提出的项目。

其他领域的谈判也是一样艰苦。沈鸿同志负责机械工业项目谈判，由于我们提出的这方面的项目较多，所以苏联方面抠得非常厉害。沈鸿同志是专家，他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国家计委委员。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几乎是天天为项目吵架。

苏联为我们设计和建设这些项目，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他们的计划委员会几次找我们谈话，说中国是大国，提的项目内容工作量大，接受这些项目就必须修改自己的计划，这和东欧的小国不一样。实际上，苏联方面如果接受了我们的项目，他们的计划必然要进行调整，要根据项目的进度供给我们设备，有些还要供给材料、派遣专家。接受我们这些项目，他们仅设计单位就增加了3万人。

在经济发展上，苏联要打破欧美对其封锁，也需要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个大市场。特别是苏联需要中国对他们战略物资的支援，如当时苏联需要的稀有金属钨、锡、锑、铝、汞，后来需要的天然橡胶等。苏联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需要妥善处理和中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旅顺、大连，想建成军事基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把接收的旅顺、大连的工业交还中国，海军基地没交还。直到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总理去苏联，才定下来把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中长铁路两家共管了许多年，后来交还中国。苏联在新疆北疆三区也有经济利益，特别是三区有重要的有色金属铍，是核工业所需要的。当时就成立了中苏合营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大连保留了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后来，苏联把这两个企业也交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