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栻的仕途经济（2）
爱国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对外抵御侵略，对内爱护人民。虽然“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此有不同理解，但也有共同或相似之处。进步思想家或政治家，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要有所作为，要做出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在这点上，张栻也是如此。关心民瘼，拯救民生，这是张栻仕途经济另一个重要内容。张栻居官大都在地方任上，他从战乱频仍和灾荒迭出的现实出发，提出宽养民力的主张。乾道五年，张栻知抚州，后又改知严州，曾向孝宗上本说：“恢复之地，当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当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岂有他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为了反对苛政，张栻遍访严州民间疾苦，针对严州丁盐钱绢的沉重负担，据实与朝廷力争，从而为百姓减少输税一半，得到人民的拥护。
张栻不讳现实，敢于揭露南宋社会的昏喑，敢于面对人民的困苦。乾道六年五月，张栻应召入朝，授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侍立官。当时朝廷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以宰相虞允文为一方，大谈金国衰微可图，要求孝宗派使出往金国，请求陵寝地及改更受书礼。当时左相陈俊卿不以为然，说：“陛下痛念祖宗，思复故疆，然大事须万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旨以误国事。”孝宗不听，陈俊卿被迫辞掉相位，原来支持陈俊卿的群臣一个个都不敢言，此时唯独张栻敢于挺身入对。他开门见山地说：“虏中之事臣虽不知，然境内之事，则知之详矣。”接着他把了解到的社会现实呈述于孝宗面前：“臣窃见比年诸道亦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大小之臣，又皆诞漫，不足倚仗，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张栻在对国家形势的分析上完全与虞允文相左，不谙时势的孝宗听了也感到“卿言有理”。张栻不仅敢为“民贫日甚”仗义勇言，而且还奏疏拯救民病之策。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把“用贤养民”与抗金收复中原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只有安内方能御侮。如他所说：“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以内修外攘，进退战守之事通而为一，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而争先矣。”张栻作为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能认识到“求所以得吾民之心”为分析国家安危的出发点，实为难能可贵。
张栻在地方任上始终以“养民”为职志。淳熙元年，张栻再次被起召，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静江府开发很晚，大部分地区尚是荒僻之地，人稀地旷，百姓十分穷苦。此地本来是财乏粮缺，可是朝廷年年逼迫赋税，并且为此立下法规，命老百姓用漕司之钱运盐贩卖，将其利息的十分之四交给州府。开始时州里用费和老百姓尚可支撑，但地方官吏以为还有油水可榨，因此肆意抬高抑卖盐价，又把交纳的盐息提高了一半，老百姓为此苦不堪言。张栻到任后，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使民休养生息，不仅把盐息减为十分之三，而且乘他自己兼管漕台之便，拿出缗钱四十二万，其中以二十万作为诸仓卖盐的本钱，另以二十万作为各州运盐费用的开支，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与此同时，张栻上表朝廷，新立法规，不许漕司加取各州盐息，亦不准擅行抑卖，违者均要议罪，倘若有用上述费用以作宴饮和馈饷者，则以坐赃论处。孝宗下诏准行。
广西统辖二十五州，境内少数民族聚居。张栻很注意民族之间的团结，亲自与溪洞酋豪联好，严禁相互虏掠、彼此仇杀，做到友好相处。另外，为了减轻百姓的劳役，一方面裁汰冗员，凡青壮年加以军事训练者，严禁加派其他劳役。针对有的州军费不足的情况，不许对百姓加重赋税，命令漕司用盐本羡钱加以补助。针对朝廷每年从横山买马以应军需的情况，他实地察访，得知地方官员从中渔利，侵扰人民，为此疏列六十余条上报朝廷，革除弊政，马政为之一新。张栻经略广西虽只四年，但政绩卓著，颇得民心。淳熙四年二月，孝宗闻知，下诏将张栻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
淳熙五年，张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当时荆湘北路社会很不安宁，在州郡官府的纵容和相互勾结下，盗贼四起，残害人民，四境不安。张栻到任时，便以安定社会为首要措施，《宋史》记载，一日之内被他革除的贪官污吏竟达十四人之多。帅守刘大辩无视王法，仗势作恶，邀功害民，张栻上本严加弹劾，请究其罪，虽然奏章被阻隔不报，但刘大辩劣迹终败露，从而改任他郡。在整肃官场的同时，张栻对侵渔百姓的匪盗严加缉捕，在域内伸张正义，湖北一路得以肃清。
不仅如此，张栻在任上为善教化和美风俗做了大量的事情。在静江府任上，他在亲自访闻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访闻管下旧来风俗不美事件”。于是作《谕俗文》告谕民众：一、劝告民众要自立自强，不要“遇有灾病等事，妄听师巫等人邪说，归罪祖父坟墓不吉，发掘取棺”。这不仅是“愚民无知”的迷信，而且亦有悖于天理人情。二、当地人“丧葬不遵法度”，多为僧人妖言所惑，“及听僧人等诳诱，多作缘事，广办斋筵，竭产假贷，以侈靡相夸”，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有甚者为此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张栻提出改风俗，主张薄葬，并指出：“曾不知丧葬之礼，务在立于哀敬，随家力量使之者以时归土，便是孝顺，岂在侈靡？无益之者，有害风俗。”三、在婚俗问题上，张栻极力反对铺张，“访闻婚姻之际，亦复僭度，以财相徇，以气相高，惟帐酒食，过为华侈”，认为“以财相徇”的婚姻，不只使“男女失时”，而且往往引起“淫僻之讼”，使社会和家庭不安，因此他一反旧俗，提出“婚姻结好，岂为财物”。四、提出民众无知者，莫过于“病不服药”，妄听巫师淫祀谄祷，因循至死。张栻认为人之得病与神灵无关，病“生于寒暑冲胃”，饮食失时，自合问医用药治疗，把病归于“祈祷未至”，不予治疗，这是害于义理，不仅亲戚之间已失“孝慈之心”，而且邻里亦是失于人类同情之心。五、针对广西境内“诱引他人妻室，贩卖他处”的社会陋习，张栻大声疾呼，斥之伤风败俗，一方面晓以人伦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则主张绳之法纪。总之，张栻每到一地任上，在问政之时，均以极大精力行教化、敦风俗，兴办学校，讲人伦之道。他曾亲自主教宁乡城南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并写了大量学记，阐明兴学的重要性。他曾自叹道：“所恨无人朝夕讲道至理，以开广圣心，此实今日兴衰之本也。”因此，他从政心忧天下，念念不忘江山社稷，以图中华之奋起，并深念乡风民俗之不振，力求革新以振新风。
张栻虽然用世心切，希能力挽狂澜，然而他无力回天。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最高统治者昏庸腐败，以至于上行下效，整个国家机器已不能正常运转。张栻对最高统治者虽屡有微辞，时有上本规劝，然而他只把匡扶社稷的重任寄于皇帝。他找不到治国安民的真正出路，因而一生中陷于惶惑，以致忧患成疾，于孝宗淳熙七年二月，卒于江陵，是年仅四十八岁。《宋史·道学传》曾记载，他弥留之际，“病亟且死，犹手疏劝上以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若眷眷不能忘者，写毕，缄付府僚使驿上，而顷乃绝”。虽然这是历史的回音，但确是给后人以启迪的精神财富。历史是公道的，民心亦是公正的。张栻辞世消息传出之后，百姓为之恸哭，灵柩出江陵时，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四方贤士泣涕相吊。远在广西静江府的百姓闻听哭之更哀，深深怀念张栻在此任上的日日夜夜。在此感召下，孝宗皇帝也不得不为失去这位辅臣而嗟悼。张栻也同其父一样，灵柩没有归葬四川故里先祖墓左，而是由其弟张杓护送，葬于湖南宁乡其父墓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