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岁月（3）

常书鸿：当时对我来说，怎样保护莫高窟是我的主要课题。我曾几度向上级请示、向社会呼吁，希望唤起政府及社会对敦煌保护和研究的重视。

那时，苏联地质专家来玉门进行石油开采的实地调查，我请他们来，向他们请教保护敦煌的意见。而且，我一连几次把敦煌的危险状况、洞窟裂缝和壁画剥落的情况写成报告，向社会各方面呼救。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进行莫高窟固定工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项工程已经完工。

池 田：最艰苦的岁月是在什么时候呢？

常书鸿：前面提到过，前妻的出走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当时，敦煌的工作刚刚开始，我每天的工作从早晨忙到晚上，根本没注意到妻子的变化，没注意到她遭受了内外的双重打击。前面讲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不给经费，而且下令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

历尽重重困难我才从国外回到敦煌石窟，当看到现存的石窟仍在受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时，我下决心不能再让其遭受如此残酷的损害。

当时，我接到了国民党政府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心里非常难过，就四处求援。前妻出走后，留下13岁的女儿和3岁的幼子。从那时起，我和两个孩子在沙漠中相依为命。我不相信宿命，但是我的心却时时发痛：“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悲惨……”

在悲痛中，尤其夜深人静、一片肃寂时，九层楼的风铎传来清脆的铃声。我凝望敦煌石窟，在深蓝的天空下，与满天繁星一起沉入梦乡，便产生了一种幻觉：壁画上的飞天闪着光芒向我飞来，她们悄声向我诉说：“你的夫人离你而去，但你决不能离我们而去，决不能离敦煌而去！”

那时，我的良心深深地谴责我：“书鸿啊，书鸿，你为何回国？为何来到这荒僻之地？坚强起来！心向不同，夫妻难为，本在情理之中。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不论前面有多少困难，你都要踏着坚实的大地继续前行！”

就像刚才向池田先生介绍的那样，我想起张大千先生离开敦煌时留下的话：“我回去了，你在这里过无期徒刑吧！”因此，我下定决心：“是的，我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

池 田：众多的日本读者肯定会为先生的话所感动！伟大的人在逆境中能够发挥真正的价值。这是我与世界第一流的人物会面时得出的结论。

从那以后，您遇到了现在的夫人李承仙女士，是吗？

常书鸿：对！1945年，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当时，我去重庆的教育部、文化部恳求继续进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抗议和再三请求，最后，中央研究院答应了我的请求。自此之后，研究所并入了中央研究院。

这件事落实后，我在四川重新召集研究人员。我们从中央研究院领来一辆卡车和各种器材。正在这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位毕业生来到我的驻地凤凰山，让我看了她自己画的油画人物、静物和花草。她说她想去敦煌。

我让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留下了“李承仙”三个字。我问她：“你是油画专业的，为何去敦煌？”她回答道：“我父亲叫李宏惠，辛亥革命时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的第六位干部，是一位反清革命家。二叔叫李瑞清，曾教过张大千先生。当时父亲对我说：‘作为一名中国画家，首先应该去敦煌，研究中国的民族遗产，研究敦煌，然后创立自己的风格。’于是，我下决心去敦煌。”

我问她：“敦煌是远离人烟之地，古代只有军队和流放的犯人才去那里，而且生活非常艰苦，你能受得住吗？”

她说：“我已决心献身于艺术，因困苦而退却于理不通。”

池 田：原来如此！

常书鸿：可是，那年她父亲病了，她没能前去敦煌。第二年，她成为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她说一年后去敦煌。当时，我的好友沈福文、学生毕晋吉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之后，沈君和毕君二人一直观察她的言行举止，为她去敦煌的意志所打动。他们想不到她竟会和我一样，成为“敦煌痴人”，于是替我谈到我们结婚的事。

1947年9月，李承仙从成都赴兰州，我从敦煌去兰州。在那里结婚后，我们一起回到了敦煌，并一道致力于敦煌艺术的研究直到现在。

池 田：这个故事太美妙了！我想请教一下，先生对于子女的教育秉持什么样的信念呢？

常书鸿：在孩子们年幼时我就教他们，应该成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我希望他们努力学习，有上进心。不过，这个上进心并非为了名利，而是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良心，为祖国做出贡献。

在教孩子们画画时，我严格要求他们，希望他们练好艺术的基本功。我对他们说：“人生绝不会一帆风顺。人的前途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宽阔。必须知难而上，勇敢前进，不能半途而废。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事业，必须付出努力和艰苦的代价。”

池 田：太好了！我也深有同感。那么，常先生，您最快乐、最喜悦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常书鸿：最快乐的一天是1951年4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到北京午门楼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会参观。我向总理汇报了敦煌艺术和有关展览会展出的文物事项。周总理在参观的两个小时中谆谆教导、激励我们继续进行敦煌的研究工作。

另一件最喜悦的事情是，通过加固敦煌石窟工程，在非常结实的混凝土走廊上安装了电灯。从此，我们可以安心地在走廊上走进走出了。正是因为这项工程，敦煌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破坏，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果没有这项工程，真不敢想象现在的敦煌会是什么样子！

池 田：听说莫高窟安上电灯，是您去敦煌11年后的事吧。

常书鸿：1954年10月25日，莫高窟第一次闪出电灯的光芒，是我们自己发的电。我前去看望在洞窟中摹写的同志们。在那里遇到了李承仙，我问她的感想，她说：“虽然安上了电灯，可是我的眼前却一片模糊。”我仔细一看，她的眼里饱含着泪水。那是多年在黑暗洞窟中工作的人们感激、喜悦的泪水。

我特地去了第17窟的藏经洞。空空的洞窟中，墙壁上的供养侍女仿佛微笑着向我走来。我在心里对她们说：“你这历史的见证人，看吧，我们安上电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