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愿持久的和平友好

池 田：常先生访问了日本好几次，到现在为止，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常书鸿：我访问过日本七次。第一次是从1957年12月31日到1958年2月5日。那次到过东京、京都、奈良、大阪和名古屋。第二次是从1979年10月26日到11月12日。我那次到了东京、京都、奈良、大阪和福冈。

第三次是从1983年4月10日到10月底，中途因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归国。严格地说这次是访日两次。那时除到过东京、京都、奈良外，还到过北海道的札幌、根室、纳沙布岬，最后到了东北的青森、仙台和冈山。

第五次是从1985年7月到10月，去的是东京和奈良。第六次是1986年6月的事，当时也是到东京、奈良。第七次访日同样也是到东京、奈良，那是1988年4月9日到4月17日的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城市是京都和奈良，这是两个拥有古代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市内，众多的文化遗迹被保存下来，而它们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比如，奈良时代法隆寺的壁画。1957年访问日本时我发现了1947年临摹的法隆寺金堂壁画，我曾听说过这些壁画与中国敦煌的壁画非常相似。在访问京都和奈良期间，我得知这些地方的佛教美术遗产与中国艺术密切相连的历史关系，因此我对其印象进一步加深了。致力于敦煌研究四五十年，看到近似敦煌文化艺术的日本古典佛教文化，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池 田：先生在日本各城市广泛地与各界、各阶层人士进行交流，您对日本与中国的友好往来有什么感想和展望呢？

常书鸿：没有人喜欢战争，谁都厌恶战争。特别是我们都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想法同池田先生是一致的。并且，为了增进和平友好往来，我们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认为为了和平友好必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池田先生曾六次访问中国，有什么印象呢？与先生见面的人中，谁给先生的印象最深刻呢？

池 田：是啊！有许多人都让我印象深刻。中日友好协会的廖承志会长是令我难忘的人。1974年初次访问贵国时，廖承志先生用流畅的日语欢迎我们。每次访问贵国时，现任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会长都给予我们不少照顾。六次访问中，我先后到过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武汉、南京、郑州、苏州、无锡、桂林等地。

对于各地的印象，我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过。总的说来，中国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的国家。虽然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制度、民族性、风俗习惯不尽相同，但是，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共同闪光的东西。

中国和日本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建造了固有的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只有走到民众中间、每个人中间，理解和信赖感才会产生。也只有这样，心与心之间的纽带才能缔结。

我见过的人有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胡耀邦总书记、华国锋主席、王震国家副主席和邓颖超女士等国家领导人。

廖承志、孙平化以及中日友好协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且，我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老师们长期进行交流。当然，在文学界、艺术界也有许多亲密的、令人尊敬的朋友。

在中国，我广泛地参观了农村、工厂、学校、少年宫等生活场所。在那里尽管有不知姓名的过路人，但他们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这么多人中，要问对谁印象最深，我不好回答，因为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朋友。

不过，我把从这些会面中获得的共鸣、学到的东西和作为一个日本人必须知道的事情，写成文章或在许多场合告诉别人。通过这些，如果能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增进相互间的关系，那就实现了我最大的心愿。

常书鸿：听说池田先生是日本最早主张恢复中日邦交的人，不知道先生为什么对中国抱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呢？

池 田：直接的动机是我少年时代遭遇的事，还有恩师对我讲过的话，这些我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亚洲战火不绝、悲惨不幸的历史反复上演。展望未来，亚洲这个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对维持世界和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拥有10亿多人口的中国在亚洲甚至世界的和平、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就中日的历史关系而言，日本也一直是受中国文明影响的。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方面是一对有着深远关系的兄弟国家。从这种历史关系、民族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来说，我认为中日发展友好关系是自然的潮流。不能只顾眼前，必须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因此，1968年9月8日，在第11届创价学会学生部总会上，我和大约2万名青年谈了有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及友好和平的愿望。当时正是基于二三十年后的世界局势而谈的。

现在，那时的学生已到了壮年，其中不少人为中日世代友好添砖加瓦，活跃在第一线上，对此我甚为欣慰。

漫长的战争结束那年我才17岁。我体验过东京大空袭的滋味，在战争中失去了长兄。之后，我便在混乱的战后困难岁月里奋斗抗争。

我曾受过军国主义的教育，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让中国和当时朝鲜半岛的民众遭受了多少苦难啊！

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是非常悲哀、残酷的现实，这些在战后更加明显。我从1965年元旦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人间革命》，开头第一节是1964年在冲绳写的。冲绳在那次战争中惨遭炮火轰炸，不少人因此丧生。

在第一节的开头我这样写道：“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残酷，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悲惨。然而，战争还在继续，被愚蠢的领导者裹挟向前的国民是多么可怜啊！”

这是我体验战争后的真情。

因此，再也不能让年轻一代去体验这种残酷的战争了！这种念头在我心中变得愈加强烈！

1968年，我的主张是在越南战争陷入不可自拔之境时发表的。我认为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维持亚洲和平最基本的前提，特别是不能给那些与战争无关的青年一代留下战争的创伤。为了今后的青年们，为了21世纪，无论如何也要打通这条通往和平友好的大道。

我曾对他们说：“不久诸君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日本的青年也好，中国的青年也好，一定要携手为建设灿烂的社会而奋斗。”

以日本和中国的友好为中心轴，直到亚洲所有国家的人们都走向互相帮助、互相保护的时候，今天笼罩在亚洲的战争和贫困的阴云才会被冲散，希望和幸福的光芒才会照亮整个时代。第二年，我在小说《人间革命》中提出，为在两国之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应排除万难向前进。

在众多希望中日友好的两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78年这个条约终于在北京签订。10月，贵国的代表团来访日本。已故的廖承志先生当时也一起来访日本。接着，10月23日该条约宣布生效。

从那天起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这期间，中日之间虽然产生了一些问题，但相互间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

在该条约生效10周年之际，我们接待了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孙先生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欢迎会上，我说，在扩大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误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世界和平的曙光已经来临，特别是扩大和平交流，反映了人们的愿望和心声。

作为提倡缔结这个条约的人，我愿同中国希望和平的各位朋友进一步扩大信义和友谊的交流。同时，我将尽自己的努力，为中日友好缔结更牢固的纽带。衷心祝愿通向和平的小溪在前进的途中变作宽阔的长江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