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 陶然亭湖畔的永久纪念（3）

《西行漫记》音译错误谜团的背后

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的《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1936年在回忆党的创建时期的党员骨干时讲道：“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单行本，又将这句话中的人名改为“高岗”。经查对，1921年建党初期，党内并无“陕西高崇裕”其人，而高岗于1926年入党，不能算是党创建时期的骨干。据党史专家宋诚分析：“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分析，这句话中提到的人应为‘山西高君宇’。作者按湖南语音记成英文，译者又音译成中文，这么一来，便误作‘陕西高崇裕’了。”这种说法有些道理，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该书多次再版，一直没有订正。

1921年3月，高君宇等与来华的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书记格林取得了联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格林的要求，于3月16日召开特别会议，选举何孟雄为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3月30日，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四次会议上，高君宇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4月24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二院举行团的第五次会议，参加的有高君宇、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等16人。

会后，高君宇受陈独秀委托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多次召集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进步青年座谈。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驳斥了当时阎锡山散布的“做好人有饭吃”的理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观点。他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绝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高君宇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在太原的流传及其危害情况，当即对其反动性予以揭露。他针对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核心论点，详细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指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家，不过我们在消灭阶级之前，还是要国家的，只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才能彻底进行革命。他的话击中了无政府主义的要害，使与会青年受到很大教育。

高君宇在逗留太原的短暂时间里，多次和进步青年商谈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正式成立。高君宇主持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高君宇还为团组织拟定了明确的宗旨：“唤醒劳工，服务社会。”

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刊编辑部。该刊揭露阎锡山在山西巧取豪夺的罪行，反映人民的疾苦；抨击胡适、江亢虎在太原散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旗帜鲜明，颇有说服力。这些行动引起阎锡山的嫉恨，1922年5月，《平民》被勒令停刊。高君宇得知此事后，把《平民》周刊编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编印，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继续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高君宇在太原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就回到北京。这年七、八月间，他委托北大学生王昉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新青年》等大批革命书刊，成为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后来，高君宇在北京得知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时，便奔走于京、津等地为其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坚持下去。由于影响力日益扩大，书社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已在山西人民中播下革命的种子。

此前，少年中国学会计划7月在南京召开会议。北京的会员为了准备大会提案，于6月17日召开了一次谈话会，围绕“本会应否采取某种主义”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高君宇等提出“有采取一种主义的必要”。这一主张得到多数会员的赞同，大家推选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主义者为出席南京会议的代表。

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南京召开。因为北京会员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尚未赶到，高君宇临时动议，将原定关于学会宗旨的重大议题与2日的议题互换，获得一致通过。

在2日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23位代表围绕学会的宗旨及政治活动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国家主义者左舜生与陈启天顽固坚持学会只能做社会活动，而不能做政治活动的主张，借以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会员参加革命斗争。高君宇有力地驳斥了左舜生等人的谬论，并以十月革命为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指导意义。他的发言得到南京分会代表沈泽民等人的赞同。这次会议由于遭到国家主义分子的反对，未能得出一个结论，但高君宇等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会员的同情和支持。

1922年1月，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和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由北京出发，经满洲里，取道西伯利亚赴莫斯科。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他曾给家中去信，叙述旅途情况。

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远东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革命运动的情况。高君宇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

会议闭幕后，高君宇等人留苏学习访问了一段时间。他们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面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经验，还参观了工厂、学校、部队和农村，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义务劳动。

4月，高君宇等人为了避开白匪的袭击，取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北京。回国以后，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宣传贯彻远东会议精神积极奔走。

5月5日，高君宇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代表一起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

在同年7月初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上，高君宇提出学会当前的任务：“除反对军阀以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在他的努力下，这次年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

7月16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党的二大上传达了远东会议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参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会上，高君宇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高君宇通过参与创办和编辑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大力宣传党的政治纲领，鼓动革命人民共同“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

9月，俄日在长春会议后决裂，高君宇立即在《向导》撰文予以评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和反动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武力胁迫交涉的普鲁士帝国主义强盗方式，和奸诈巧取的英国帝国主义商人手段，是一向日本传统的外交策略；这一次且两样兼采并用，这不但说不上什么交涉的诚意，侵略热欲已完全表露出来了。”

1922年冬，高君宇发动贺昌等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成立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并出版刊物《青年》，以教育团结进步青年。后来，青年学会由傅懋功、王瀛等继续主持，把吸收会员的范围扩大到校外，教育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为山西培育了一批革命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