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文武传家的骄傲传统（3）

杜甫认为自己二姑的行事完全可以和古代鲁国的“义姑姊”相媲美。因为他小时候寄养在二姑家时，有一次与二姑之子同时得病，二姑请来女巫为两个孩子诊病，女巫告诉她：“放在楹门东边的孩子可以活命。”当时二姑之子正好在楹门东边，她为了保住杜甫的性命，立即把杜甫和儿子的位置换了过来，后来她的亲生儿子果真病死了，而杜甫却得以保全下来。二姑弃亲子而救兄子，这样的行事难道不是和鲁国的“义姑姊”的弃子行义很相像吗？当时杜甫还不懂事，等他长大后才从仆人口中听说此事，这对他触动很大。可以说，杜甫后来同情弱小、怜悯民瘼思想的形成，与二姑的身教有很大的关系。在二姑的葬礼上，杜甫对人们讲起这段往事，大家听了也都非常感动，认为确实可以和鲁国“义姑姊”的事迹相媲美，于是一起为她定下了“义姑”的谥号。杜甫在墓志铭的最后说：“君子以为鲁义姑者，遇暴客于郊，抱其所携，弃其所抱，以割私爱，县君有焉。是以举兹一隅，昭彼百行，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其词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杜甫的父亲名叫杜闲，是杜审言的长子，先后做过武功尉、奉天令、兖州司马、朝议大夫，于开元二十九年去世。不过武功尉和奉天令这两个官职的官阶差距过大，表明其中的迁转经历仍有巨大的空白需要填补。《全唐诗》中没有留下杜闲的任何诗作，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杜闲一定继承了杜氏家风，作为著名诗人杜审言的长子，他不可能不会写诗，要不然杜甫也不会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了。另外杜审言曾夸口说“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言虽狂傲，不过也说明他在书法方面应该是有一定造诣的，不然也不会自负如此。杜闲也继承了杜氏家族的书法传统，其书法作品宋人尚能见到。北宋蔡居厚在《蔡宽夫诗话》中说，他家就藏有杜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称其风格“简远精劲”，笔法多出于薛稷和魏华。杜闲对杜甫的教育倾注了不少心血，杜甫自称“九龄书大字”“鹅费羲之墨”，看来他从幼年起在书法上就下过一番苦功，这与其父的督导是分不开的。另外杜甫说“书贵瘦硬方通神”，又说“笔力破余地”，十分强调笔锋的力量，最激赏“瘦硬”的风格，这与杜闲“简远精劲”的书风也非常接近。杜甫对自己的书法水平也是很自信的，和其祖父一样，也曾以王羲之自比，《得房公池鹅》诗中说“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其自诩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杜甫的墨迹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对其书法水平和风格知之甚少。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称见过杜甫墨迹的是宋人，据《漫叟诗话》载，宋人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曲江对酒》的墨迹，“桃花细逐杨花落”原本初为“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这里作者只是想说明古人诗作是经过反复修改的，并未言及杜甫的书法水平。明末清初时，钱谦益称其同僚胡俨在内阁见过杜甫《赠卫八处士》的墨迹，并称其“字甚怪伟”。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这幅弥足珍贵的杜甫真迹就此失去了下落。直到乾隆年间，爱好书画收藏的广西合浦人李符清又重新得到这幅墨宝，欣喜之余，将其书斋命名为“宝杜斋”。李符清，字仲节，号载园，乾隆四十八年举人，选为直隶满城县知县，还任过天津府沧州知州、正定府正定县知县，后升为大名府开州知州，以功擢升直隶州知州，卒于嘉庆十三年。钱泳《履园丛话》卷十载：

嘉庆丁卯岁，粵东李载园太守来吴门，携有杜少陵《赠卫八处士》诗墨迹卷，其书皆狂草，如张长史笔意。

嘉庆十二年，钱泳曾与吴绍浣、李符清在杭州虎丘同赏这幅杜甫真迹，并称其字体为狂草，此后这幅墨迹再未见诸记载。另外，清末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称，光绪二十七年夏，得巴州杜甫行书《严公九日南山诗》石拓片，该石现存四川巴中市南龛。可这幅杜甫手迹经过专家考辨，已基本认定为后人伪造。看来杜甫的遗墨已最终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了，只为后人留下了些许的雪泥鸿爪。

杜闲的原配夫人是清河崔氏，杜甫即崔氏所生。崔氏死后，杜甫即由其二姑抚养。至于生母崔氏是在杜甫几岁去世的，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杜甫开元三年在郾城见过公孙大娘舞剑器，那时他应和父母在一起，说明崔氏在他三岁以前尚健在。幼年即失去母爱，对杜甫来说是相当不幸的，虽然这份母爱从二姑那里得到了很大的补偿，但姑母终究无法取代生母。从现存杜诗当中，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关于他母亲的记载，也许杜甫是把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深深埋在心底了吧，也就难怪宋人会生出各种联想和猜测了。不过即便如此，我们通读杜诗，还是能隐约感觉到杜甫对母爱的渴望以及对母亲的思念，比如他在秦州写的《凤凰台》诗中，写凤凰台上有一只“饥寒日啾啾”的“无母之雏”，诗人颇为怜悯哀伤，并表示愿意自剖心血，供其饮啄。杜甫甘愿为无母之凤雏剖肝沥胆、奉献心血，那饥寒鸣啾啾的凤雏不正是他幼年失母经历的艺术缩影吗？诗人对无母凤雏尽显哀怜之情，不也正是对其幼年经历的自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