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名（3）

这首诗气势恢宏，确有杜诗神韵，但是语言和风格上与杜诗尚有一定差距，应是狄遵度学杜过程中的模仿之作，谁想后来竟被附会成杜甫托梦的离奇故事。这和前面提到的杜诗治疟疾故事一样，都从侧面反映出杜诗对宋代文人的深刻影响。

易代之际，往往是杜诗研究特别兴盛的时期，因为身处离乱的人们对杜诗所描绘的苦难时代及人民的痛苦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体会。所以南北宋之交的李纲在《重校杜子美集序》中云：“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汪元量在北宋灭亡后作《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云：“少年读杜诗，颇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陈与义在南渡后也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示自己亲身经历了兵乱之后才明白以前对杜诗的领会还不够深入。陆游认为，杜甫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早已超出了诗人的范围，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能够致君尧舜的大儒和政治家，其《读杜诗》云：“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南宋理学家朱熹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并称为古今以来品德高尚“光明正大”的“五君子”。宋末文天祥被囚于大都狱中，至死不屈，曾集杜诗二百首，以明心志。他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

金元两代是杜诗研究的低谷期，不过元杂剧中已经出现不少关于杜甫的戏剧，如金院本有《曲江池杜甫游春》《杜秀才曲江池》《众僚友喜赏浣花溪》等剧目。另外，杜甫在元代还首次获得皇帝的正式封号。元至正二年，在太监纽怜的建议下，元顺帝下令在草堂崇祀杜甫，并追谥其“文贞公”之号。纽怜又倡议在草堂建立书院，称“草堂书院”。至此，杜甫在去世五百七十二年后，终于得到一个官方的正式封号。然而只封为公，并未封王封侯，让人慨叹即使在死后杜甫的“官运”还是这样出奇的差，时隔五百多年才得帝王封赏，真是“文章憎命达”！不过这是封建时代唯一一次对杜甫的官方封赠，明清两代对杜甫再也未有封谥，其实杜甫也无须什么官方承认了，因为人世间的任何封谥对于“诗圣”这个称号而言都显得大为逊色。此时的杜甫早已高踞于神坛之上，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圣贤。比如乾隆九年，巡漕御史沈廷芳在济宁名胜之地南池北岸修建杜甫祠，奏请乾隆皇帝赐题祠额，于是乾隆亲题“荩臣诗史”四字。沈廷芳还特地作了《杜文贞公祠歌》用以祭祀杜甫。

从明代开始，杜甫被正式冠以“诗圣”名号。费宏《题蜀江图》云：“杜从夔府称诗圣，程向涪中传易学。”王嗣奭《梦杜少陵作》曰：“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故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云：“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明史》中还记载了一则通过杜诗寻亲的奇事。明嘉靖年间有个叫黄玺的，字廷玺，余姚人，其兄黄伯震出门经商十年不归，黄玺于是离家去寻兄。他到处打听哥哥黄伯震的下落，却查访不到任何讯息。在经行万里、备尝艰辛之后，他流浪到了衡州，在游衡山岳庙的时候，黄玺虔诚地向南岳之神祷告，希望岳神能够指示兄长的下落。到了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告诉他两句诗：“沈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梦醒之后，黄玺念叨着这两句诗，却不明就里。恰巧遇见一个过路的书生，于是黄玺向书生询问诗句的来历，书生告诉他说：“这是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中的诗句呀！舂陵就是今天的湖南道州，你何不往道州去找找呢？”黄玺听了之后非常高兴，马上去了道州。在道州上厕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伞放在道旁，其兄黄伯震刚好经过，看到这把伞，感到很熟悉，暗自思忖道：“这好像是我家乡的伞啊！”他顺着伞柄一看，发现伞柄上刻有“余姚黄廷玺记”几个字，正在惊疑的时候，黄玺从厕所中出来了，兄弟二人相拥痛哭，一起返回了家乡。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并不是杜撰的，而是见于正史记载，从中可以管窥杜诗在明代的普及程度。

明末清初是杜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涌现出众多杜诗注本，可谓名家辈出，精彩纷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其中王嗣奭《杜臆》、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黄生《杜诗说》、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明清易代之际有很多研究者都从杜诗当中寻找精神力量，这与南北宋之交和宋元之交的文人们可谓异代同慨。王嗣奭在明朝灭亡后守志不屈，顺治二年《杜臆》完稿时，年已八十岁的他说：“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卢世㴶在明亡以后更是读杜诗四十余遍，于其所居尊水园建杜亭，设杜甫像祀之，自号“杜亭亭长”。康熙十八年，他被强迫征至京师应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在京郊崇文门圆教寺以老病为由拒不应试，这时的他便捧读杜诗度日。朱鹤龄于明清鼎革之际开始发愤注杜，他在《传家质言》中说：“当变革时，惟手录杜诗过日，每兴感灵武回辕之举，故为之笺解，遂至终帙。”当时的惊隐诗社中有很多明遗民每年重阳节都要祭祀屈原、杜甫等爱国诗人，他们希望通过缅怀杜甫等人忠贞不渝的气节和爱国精神，保持晚节，不仕新朝，这都说明杜甫及其诗歌给予士人的巨大精神鼓舞。大诗人袁枚也说：“文尊韩，诗尊杜，犹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东海也。”在清初诗坛上，李因笃、申涵光、张盖等人都是坚定的学杜派，申涵光的《青箱堂近诗序》云：“诗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杜为宗，定论久矣。”魏裔介的《申涵光传》就称其诗歌“一以少陵为宗”，因申涵光享年五十九岁，恰与少陵同庚，又深仪杜甫，人或疑其为杜甫后身。申涵光《张覆舆诗引》记述遗民张盖曰：“甲申后忽自摧折，以次当贡太学，不受。自脱诸生籍，闭门独坐，读杜诗，岁常五六过。诗亦精进，得少陵神韵。”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