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母的处境（3）
现今，父母对孩子产生错误态度进而引发冲突的诱因比以往明显得多。父母在家庭内外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利和不稳定。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小型家庭的日益普遍，情形越来越复杂，这加剧了父母的不安和焦虑。他们的情感只倾注在一两个孩子身上，而且他们的个人期望和要求往往只能由一个孩子来实现。而在过去，父母的爱和希望被分散到一大群孩子身上。不过即使这样，承受父母最多情感的可能也只是其中某一个孩子，通常是最大的或最小的。但是在一个大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往往并不会如此强烈地影响到具体某一个孩子。孩子们之间相处的时间更多，而父母必须更广泛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
当然，我们知道，代际冲突并不仅限于家庭之内，其影响在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中也同样明显。年长者感到后生可畏，而年轻人又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争执和怀疑、虚荣和恶意在两代人之间筑起城墙壁垒。结果是，年长者保守，想要扼制年轻人的活力，而年轻一代希望将老一代的绊脚石推到一边。然而，如果将年轻人的激情与年长者的谨慎结合起来，反而对社会更加有益。但事实是，年长者一旦不再具有年轻时的品质，就会被推到一边。人们无法辨别这些冲突究竟是源于家庭而后向外扩散，还是由外部渗透进了家庭。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并行不悖。总而言之，人类遭受了挫折，并且以疯狂争夺个人优越感取代了团结合作这一最为根本的人类精神。
父母对优越感的追逐导致他们总想要孩子完美无缺。父母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却倾向于放大孩子的一切缺点。他们经常贬低孩子，在无意中强调自身的完美，并让自己看上去更优秀，至少比孩子优秀。在与其他同辈人的交往中，他们也经常使用同样的策略。很多人试图通过贬低和轻视他人来增强自己受挫的自尊。他们在不经意间自私地将注意力放在他人的缺点上，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
以下案例有助于说明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被母亲带来看诊，她表现出明显的焦虑症状。母亲抱怨说，女儿不爱整洁，从不收拾自己的衣物，把东西扔得满屋子都是，而且什么活儿都不干。只有特别叮嘱，然后反复催促和提醒，她才会做家务。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独生女被宠坏了，从没有人教她要独立承担责任。我们很快就让她意识到并且愿意履行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些义务。但是不久，女儿反而开始抱怨了。她说，母亲总是在她还没来得及开始干活时就逼迫和责备她，她没有承担自己职责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母亲又会阻止她干活，理由是作为病人她肯定会搞砸。
我把这位母亲请来并解释道，如果想要女儿更爱收拾、更乐于助人，就必须给她更多的行动自由。我肯定地告诉她，除非她改变对女儿的态度，否则我也无能为力。她答应听从我的建议，给女儿更多机会管理自己的事情。但女孩报告说，家中一切如故，就好像我从未与她母亲交谈过。每次她向母亲抗议说自己可以轻松处理一切时，母亲都会粗暴地反驳。最后，我不得不再次把母亲叫来，并问她为何要坚持这种态度。她变得非常激动，并且拒绝接受指责。她坚信，女儿太过笨拙和不靠谱，不能放任不管，还说如果真的让女儿随心所欲，就一定会毫无秩序，而且女儿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我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才让这位母亲意识到，治疗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让女儿体验到自己的邋遢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第二天，我接到了女孩的紧急电话：她的母亲精神崩溃了。这一变化让问题呈现出新的视角。女孩一家以前住在奢华的房子里，但由于情势所迫不得不缩减开支，搬到普通的街区。父亲和正在上大学的女儿整日都活跃于家庭以外的生活，因此母亲能为家人做的就十分有限，她开始感觉到不再被家人需要。丈夫和女儿没有她也能过得很好。随便一个管家都能取代她的位置——只要女儿在家里不再这么笨拙。显然，这是她仅剩的价值所在。女儿越是笨拙和邋遢，她就越觉得自己重要。一旦她的孩子学会独立，那可能就意味着，作为母亲，她彻底成为无用和多余的了。当然，她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背后的这一动机。听完我的解释，她认识到自己一直在自私地维持女儿的缺点，并且无意识地助长了它们。
这一例子绝非个案，也并不少见。在这个案例中，可以通过同时治疗母亲和女儿来治愈女儿的神经症，而且，可以在她们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更好的母女关系，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满足母亲的需要。
父母的自卑感
毫无疑问，大多数父母在处理亲子关系时都深深地感到自己能力不足。他们在儿童训练中所犯的很多错误都源于自己的挫败感，不论这种挫败感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焦虑、对孩子要求苛刻、倾向于贬低孩子，都是这种主观自卑感的反映。深度受挫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摇摆不定。
在训练孩子时，如果你的态度摇摆不定，毫无实际规划或目标，那么你有可能刚开始时严厉，而后纵容，忽而陷入绝望，忽而又盲目自信。这种态度会在各种方法和技巧的不断轮换中得以体现。责打过后是夸张的情感表达，责骂过后是承诺和奖励。对任何建议，父母都给予千篇一律的回答：“我之前试过了——我已经试过了所有方法。”由于摇摆不定，这类父母没有能力采纳建议。他们往往是刚尝试了一种方法，马上又换另一种方法，而没有勇气坚持任何一种确定的行为方式。他们以自己的困惑为借口逃避实实在在的责任。
神经紧张是纯粹防御型逃避最明显的表现形式。“神经紧张”的父母发现，这种紧张是最便利的避风港，是忽视自身责任的一个可接受的理由。他们不知疲倦地宣称自己的本意是好的，只是“神经紧张”让他们没办法实现这种好心。他们并不是坏人，但确实能力不足，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与让步，而且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需要帮助和理解，在解决孩子的问题之前，他们自己必须先接受有效的治疗。
有时，父母的“神经紧张”只是偶发性的。当无法为其行为找到有说服力的理由时，“我神经崩溃了”或者“我受不了了”就是最典型的借口。例如，当父母打了孩子而后却发现是自己错了，或者当他们说的话或做的事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时，他们通常会给出这种解释。当人感到无助时，“无法承受”是最标准的借口。你可能感觉孩子占了上风，但你不想认输。为了挽回颜面，你会使用任何能想到的方法来维持表面的权威，最常用的就是打、骂、威胁。如果你想掩盖这种公开的权力之争的真正本质，或者想为这些方法辩护，你就会以“神经紧张”或脾气不好为借口。这种策略也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即它会让你特别关注自己想要的东西。
父母是受害者
我们必须承认，与孩子打交道时感到自卑是非常正常的。孩子从婴儿期开始就在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建构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孩子不只是被动地做出反应，他也在学着根据自己的想法和目标去行动。孩子很早——一岁以内——就开始主动刺激和挑衅他人，只不过父母往往难以将孩子的计划看作家庭事务中的决定性因素。
婴儿的行为并非基于有意识的计划。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不允许他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决策，但他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决定和意图。一个体验过被抱着的快乐，因而想被抱起来的婴儿，会学习各种各样的技巧来达到这一目的。孩子越大，就越能有效地调整策略和技巧，以至于父母和其他成人还没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先屈服了。孩子刚出生的前几年，脑海中充满了对自己的身体功能和周围人与物的意识，而且这些意识日益丰富。他在不断地观察、尝试、体验。结果是，孩子对父母的了解比父母对孩子的了解更多。正常情况下，孩子治住父母的能力比父母影响孩子的能力强多了，也难怪如此多的父母在与孩子打交道时会感觉自己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