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雍正革新 从征战到治理的战略转折（8）

大义觉迷：“出奇料理”的谋反大案

我们在前面比较详细地讲了雍正用人行政的故事。这么长的篇幅，倒不是因为雍正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或最重要的一个皇帝——雍正革新只是在清朝时地位比较重要，在整个帝制时代的中国史中，地位其实并不高。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主要还是因为史料比较丰富。雍正革新的过程，不仅有《清实录》，还有完整的《起居注》《上谕内阁》《朱批谕旨》等诸多第一手资料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我们想写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朱元璋、明宪宗，一手资料都极其缺乏，明朝还有《明实录》保存下来，之前的朝代连实录都没有，只有正史，基本也就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正史只能告诉我们皇帝干了哪些大事，对于他们的决策背景、整人动机、用人标准、个人品行等问题几乎没有记录。这些正史在编纂时也从来不注明文献来源，皇帝说的具体某一句话是官方档案还是野史笔记？我们都不知道。而且，作为亡国之后的文官所修的史书，正史中很可能包含着抹黑皇帝品行、鼓吹文官操守的倾向，《资治通鉴》更是不惜引用野史小说的内容来证明皇帝大多荒淫无耻，其可靠程度大为可疑。《明史》也从野史里引用了一段万贵妃在后宫强行给妃子们打胎的荒唐故事，幸亏有《明实录》证伪。《明史》之前的正史，这样的问题可能更多。

比如，《后汉书》说刘秀手下的名将耿弇喜欢屠城，“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一个人带兵屠了三百座城。这个白纸黑字记录于权威正史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根本没法知道。《后汉书》成书于东汉灭亡后200多年，由南朝的文臣范晔编纂，此时距离耿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00多年，也就是4个多世纪。耿弇带兵打仗的时候本来就是改朝换代的乱世，没有官方档案。东汉建立后，官方可能对他的经历做过一些整理记录。100多年后，北方战乱，董卓把首都洛阳城焚烧一空，强行迁都长安，官方资料几乎不太可能被保存下来。又过了几十年，西晋灭亡，这期间洛阳等北方城市又反复遭受战乱破坏。晋室南迁，仓皇逃命之际，朝廷恐怕也带不走多少历史文献资料。后来东晋又灭亡，刘裕建宋。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范晔对400多年前西汉改朝换代时期的战争情况能掌握多少可靠的资料呢？也许耿弇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将军，“屠城三百”或许只是“破城三百”经历几个世纪文献传抄后的笔误。也说不定是东汉末年哪个文人从某处听到个谣传就在个人笔记里记了一笔，而这个笔记正好逃过战火被范晔看到。范晔或许会想，这可是200多年前的古书，是珍贵资料，然后就写到《后汉书》里。耿弇或许是在这一系列误会下就成杀人狂魔了。此类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认知历史时往往需要“以今推古”，也就是以今人的行为动机去推想古代人的行为动机，用资料翔实的时代的历史去推想资料匮乏的时代的历史。大力推动改革的强势皇帝大体是怎么做的？雍正就是个资料丰富的样本。把雍正看得仔细深入一些，可以加深我们对明清以及之前历史的认识。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但总比拿着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记录就深信不疑好得多。

当然，清朝的特殊性很强。它是离我们最近、资料保存最好的大一统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这个历史事实没办法改变了。我们只能尽可能剔除一些清王朝的特殊性，从中多发掘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参考。

雍正作为皇帝，有些东西还是很特殊的，这种特殊性同时会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正面的东西，前面讲了；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讳。通过雍正年间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案件，我们就可以观察出这种负面性。

这个案件发生于雍正六年。这一年，大约应该是雍正对自己的改革进程满意度最高的时刻。清查亏空、追缴积欠和摊丁入亩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国库存银从他登基时候的约3000万飙升到了创纪录的5000多万两。鄂尔泰在雍正四年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设想，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成果卓著，对部分反抗土司的军事镇压也取得了成功。年羹尧、隆科多和胤禩都已经死了，其政治势力完全土崩瓦解。这都是在没有引发任何社会或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实现的，边疆和军队也很稳定。胤祥和田文镜都还健在，雍正跟鄂尔泰、李卫、张廷玉等最信任的大臣们一起生龙活虎地推动着改革进程，一切看起来十分美好。雍正完全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然而，这年十一月初，甘陕总督岳钟琪发来的一份密折，显然严重破坏了雍正的好心情。

这份密折上说，有个叫张倬的人给岳钟琪送来一封信，煽动他反清复明。

有人想造反倒不是啥新鲜事儿，让雍正感兴趣的是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岳钟琪说信里边的东西过于大胆狂悖，如果没有皇帝的明确指示，他绝对不敢上奏御览。雍正大为好奇，就把那封信要来看了一下。这一看不得了，把雍正气坏了。

这封信里边不仅讲了清军入关后的大屠杀，用“华夷之辨”的思路否定了清政府的合法性，还专门针对雍正本人大搞人身攻击，有罪名有细节，说他杀父篡位、奸淫母妃、谋害兄弟、荒淫好色、酗酒贪财、残害人民，是一个禽兽不如的昏君暴君。

这些内容都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应该没人敢向雍正汇报。

读完之后，雍正应该不仅是暴怒，而且还深感委屈——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阅读好几万字的奏章，写几千字的批示，累死累活治理国家。为了老百姓好好生活，我不惜得罪各种亲戚、朋友、权贵、士绅、土豪，怎么民间就这样说我？

看完这封信之后，雍正立刻就奋笔疾书，写道：“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他大力为自己喊冤，一口气写了上万字，逐一反驳这封信中的荒谬说法。然后命内阁把它抄写百份，每省九份，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高级武官等人手一份。这份上谕完整地记录于《雍正起居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也最奇特的一份圣旨。

与此同时，岳钟琪通过各种威逼利诱，最后不惜自己亲自出马演戏，向张倬发誓，声称自己即将按照信中所说的举兵造反，需要和作者联络，才从其口中套出了这封信的作者信息。原来，张倬本名张熙，写信的人是他的老师曾静。

曾静是湖南乡下的一个穷书生，自号“蒲谭先生”，年轻时参加过科举，但没有得到任何功名。到中年的时候，听说了一个大儒叫吕留良，读了他的一些书，里边讲了一些南明抗清的故事，大讲“华夷之辨”，主张反清复明。曾静深为叹服。

清初战争以后，四川人烟稀少，大量良田抛荒，湖广有很多人搬去四川，也就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曾静的老家正好位于从广东、湖南去往四川的一条交通路线上，有机会跟很多往来于四川和湖广的过路人交流，听说了很多民间传闻。关于雍正的各种故事也是来源于此。他还多次听人说，西北有个岳公，是岳飞的后人，甚爱百姓，很得民心。

曾静把这些信息组合起来，认定反清复明的大业注定会在甘陕总督岳钟琪手上实现。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告诉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人、汉族的高官，你不仅在西北得人心，在四川、湖南、广东等地也很受拥护，大家都盼着你出来挑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只要你举旗一呼，这些省份的人民一定跟随你起义，“六省一呼而定”。

曾静在写信之时就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家看到逮捕他的士兵冲进来时大喊：“蒲谭先生死于此！”想要马上自杀，但被兵丁拦住。后来搜他的身，发现其内衣上写着自己的姓名字号——这通常是自知死期不远的人的做法，据说这样他们在阴间就不会被认错。

从这个角度来看，曾静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

但曾静毕竟也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书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他的精神防线终于崩溃，完全认罪，深表悔恨，问什么说什么。

这种谋反重案，案犯的认罪态度其实不影响判决，一般都是凌迟加灭族。远亲或者未成年的男孩里边给留个活口就算法外开恩了。那些看到雍正万字上谕的大臣们也都一再上书，要求严惩曾静和张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