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千面乾隆 帝制盛极而衰的宿命（9）

康熙在宣布尊崇理学道统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思想的改造。主要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名义对理学经典进行辑录注解，指导李光地等汉族学者编辑了《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书，钦定为理学权威著作。他还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主要是指责一些理学学者空谈道统，对现实事务一窍不通，于国家人民无益，将汤斌、张伯行等人斥为“伪理学家”“徒拾浮词，沽名要誉”。只有踏踏实实做官做事，把皇帝的旨意认真落实执行的才是“真理学”。此外，他还通过对理学经典文献的“考证”，又结合“格物致知”的方法，得出结论：儒家文明发源地泰山，其龙脉来自满洲起家的长白山脉。总之，就是要以满洲皇帝的身份兼任“理学教主”，掌握理学思想的最终解释权。

总的来说，康熙的动作还算比较温和，对理学的某些批判也并非全无道理。

到了雍正，改造力度进一步加强。雍正反复向臣下强调，理学的核心就是“忠君”，“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而忠君的标准就是绝对听话。他直截了当地说，人臣时时刻刻都要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

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说：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叫《朋党论》，要是他活到今天，非收拾他不可。雍正认为，欧阳修主张君子要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多交朋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臣身心都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交朋友，而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服从君主意志的工作中去。朋党问题是宋明覆灭的主要原因，要根除朋党，就需要全国上下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非标准就应该由皇帝决定。如果大臣们都能坚持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就不会结党了。

在这套理论指导下，儒家学者的人格与思想独立便无从谈起。雍正抓住了“伪道学”的根子，就是把道学中“忠君”的口号坐实。这让道学家们有口难辩，因为理学经典确实讲了要忠君。他们总不能说：我们讲忠君本来就拿来骗皇帝的，你怎么能当真呢？

到了乾隆这里，“忠君理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了“奸臣-名臣一体论”：名臣跟奸臣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奸臣当然坏，但名臣的出现，同样说明君权式微，非国家社稷之福。所以，本朝既不允许奸臣出现，也不会允许名臣出现。也就是说，所有臣民不分大小，都应该只是皇帝卑微听话的臣子。

乾隆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有努力学习和躬身实践的义务，决不允许以“道统”自居。有些官员在民间颇有政声，在其离任以后，地方上就会有人民或士绅为其立生祠、德政碑，以示怀念。乾隆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臣下想要抛开皇帝另立道统的迹象，下令各地将为清朝官员所立的祠堂和功德碑全部摧毁。

乾隆四十六年，退休的大理寺卿、著名理学家尹嘉铨给皇帝上书，说本朝自顺治康熙至今，已经出现了好几位名扬天下的理学名臣，比如汤斌、范文程、李光地、张伯行等。他们的思想言行，都是理学思想的伟大典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建议让他们“从祀孔庙”，也就是在孔子牌位旁边给他们也留个位置，受后人一起祭祀，以起到“光大圣道”的作用。尹嘉铨还把自己的父亲也列入了从祀孔庙的候选名单。

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在上面批示：“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尹嘉铨立即就被逮捕并抄家。乾隆抄家的特点就是重点不在财产而在文字。这次抄尹嘉铨的家，乾隆特别指示，尹嘉铨“丧心病狂，实出寻常之外”，所以更要格外注意他平时妄自撰写的文章。所有诗册书信等都要细心搜查。

尹氏是理学世家，家中藏书自然不少。经过搜查，总共查出书籍310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的书籍1柜，书版1200块，以及书信113封。乾隆亲自带领一批翰林学士，仔细审读这些文字。

审查的结果，果然找到了数十处违禁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

第一处，是尹嘉铨撰写了一本《名臣言行录》，把清朝的一些名臣包括张廷玉、鄂尔泰列了进去，记载了他们的一些言行，还做了点评。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皇帝关于本朝无奸臣也无名臣的旨意，而且这些大臣的言行朝廷已有记录，其褒贬朝廷已有定论，尹嘉铨竟敢私自再做记录点评，这就是在朝廷决议之外另立善恶功过标准。

第二处，其著作中有一句：“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其上哉？”显然是在攻击雍正的《御制朋党论》，为欧阳修的《朋党论》辩护。这句话体现了道学的基本思想：士大夫要根据自己对道义、天道的理解团结起来，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尊君。这是乾隆决不能接受的。

此外，尹嘉铨书信中还有“为帝者师”等语，原本也是理学士大夫们自我标榜吹嘘的话头，乾隆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颁下谕旨让诸大臣评议：你们说说看，尹嘉铨的道德文章配做朕的师傅吗？大臣们一致表示，皇帝陛下学识渊博、天降英明，应该是全天下人的老师，而尹嘉铨不学无术、卑鄙下流，竟然妄想给皇帝当老师，实在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最后，刑部照例判处尹嘉铨凌迟处死，满门抄斩，女性为奴等等。再由皇帝大发慈悲，只将尹嘉铨绞死，家人宽免。其所有著作全部销毁，并通令全国搜查其著述有无流传，也一律追缴销毁。

经过康、雍、乾三代帝王，“忠君理学”终于成功替代“道统理学”，建立了一个完美契合满汉联合专政体制的意识形态体系。君主独裁和宗法专制浑然一体。

这个过程中，理学士绅们确实受了不少“委屈”，因为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从老大变成了老二，降了一级。但借助满军的军事暴力，他们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宗法社会，既不担心外敌入侵丢人现眼，也不担心人民造反——这些事儿都由八旗军事集团帮他们搞定，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这个最终的结果，他们还是满意的。

意识形态工程完工以后，一个空前强大和完善的“宗法专制理想国”终于构建完成。满洲统治集团通过与汉族士绅在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功联合，跳出了中国历史上“胡虏无百年国运”的诅咒，大大超越元朝不足100年的寿命，建立了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足以与汉、唐、明相提并论的超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