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千面乾隆 帝制盛极而衰的宿命（12）
为了防患于未然，那就要想办法禁绝汉人与西洋国家的勾结，限制双方基于贸易的沟通交流就是必然选择。正如道光年间《重纂福建通志》所说的那样：“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
十二月廿六讲话结束后不久，康熙就下达了南洋禁海令。禁海令并不是禁止贸易，而是禁止沿海地区居民擅自出海，并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停留，也就是禁绝汉人和海外国家的直接交流。一切贸易必须在政府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确保贸易双方只有财货交流而没有思想、文化、科技、武器、感情等其他交流。后来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都严格遵守了这个政策原则。
纯粹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清朝可以算是一个“贸易自由”的国家，跟明朝差不多，比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要自由得多。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人都可以跟中国做生意，都可以从中国出口或进口任何合法的货物，从中赚钱。清朝的海关税率，在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当中，是最低的。虽然有行商，他们会从中赚一笔中间差价，但他们也提供中介服务。行商有20多家，彼此之间既有联合也有竞争，不是完全垄断性的。他们也确实可以帮助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快速购买中国商品，销售货物，提供十分重要的资金往来和销售渠道服务。外国商人只要看得清市场需求，并不用担心赚不到钱。相反，当时英国人在印度，只授权东印度公司一家负责印度贸易，那才叫垄断，才叫闭关锁国——当然，锁的不是英国，是其殖民地。跟东印度公司体制相比，中国的行商体制简直就是自由市场的典范。
所谓清朝中前期只有广州一个口岸可以对外贸易的说法也不正确。清朝的外贸体制是不同口岸就近接待不同国家：朝鲜经沈阳入口，缅甸、南掌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南洋地区的国家如菲律宾等由福建厦门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欧美国家从广州入口。实际上同时有十几个口岸对外开放通商。
一口通商并未妨碍中国和西方国家贸易额度的迅猛增加。在1764—1833年鸦片战争前夕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输入中国的贸易额增加至原来的约15倍，中国输入英国的贸易额增加至原来的约10倍；1789—1833年间，美国输入中国的贸易额增加至原来的约14倍，中国输入美国的贸易额增加至原来的约10倍。若以商船为例，据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的72年中，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而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的80年间，到粤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增加至16倍。
历史学者泊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指出，对外贸易的繁荣，与中国的积极贸易政策不无关系，比如实行减税和免税制度、优待外国商人等。粤海关于康熙二十三年规定，洋船原额税减去“十之二”；康熙二十四年“于原减之外，再减二分”。康熙三十七年，又“著减广东海关额税银三万二百八五两”。康熙三十八年，减免英商船“原定税收之四分之三，以招揽贸易”。康熙四十七年，中国对“暹罗贡使所带货物，请听其随便贸易，并免征税”。乾隆八年又规定：外洋船来“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又准免珍珠，宝石之税”。道光二年因广州夷商货物被火烧，中国又免收其税。道光十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又密奏减夷船进口规银，决定“东西洋船饷银俱照额减二征收”。
正因为中国的这些优惠政策，在华贸易才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19世纪30年代，英国下议院组织过一个“考察东印度公司的当前情况及大不列颠、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情况小组委员会”。他们查阅了大量文献，在大批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国、美国和印度商人中进行了广泛细致的调查研究，其所出第一次报告书就达五大卷。下面是经营中印贸易的商人阿肯的作证答词：
问：在广州做生意，方不方便？
答：极为方便。
问：你认为在广州做生意和你在你所熟悉的任何其他商埠同样的方便吗？
答：我认为广州更加方便。
问：和在印度一样方便吗？
答：这比印度方便得多。
问：在广州也和在英国同样的方便吗？
答：是的，并且更加方便得多。
这个小组最后做出结论说，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
1836年，英国商人办的《广州周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华自由贸易》的文章，作者认为“与中国人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很兴旺”，即使没有英国政府官员的保护，“自由商人”也可以很好地照料自己。阻碍只有两个，一是英国政府对进口货征收的重税，二是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继续插手广州贸易。
看起来，在参与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眼里，中国政府比英国政府更尊重自由贸易。
总之，在货物贸易和金钱往来方面，清朝中期中国的大门几乎是敞开的，不存在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至于通商口岸限制，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不是为了限制贸易。如同对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样，清政府对外也同样坚决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口岸通商，以免各国商人联合起来闹事。
乾隆中期，大量英美商人开始尝试到浙江贸易，主要以宁波为口岸。地方政府开始并不禁止，后来规模搞得比较大，引起了朝廷的警觉。乾隆在二十一年下令说：“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设一市，恐积久居留内地者甚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最终停止了浙江福建等地的英美贸易。
从乾隆的话来看，禁止开放更多口岸，关键还是担心西洋人“居留内地者甚众”，危害海滨国防安全。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满洲军事力量对海上商业活动无力控制，又不愿意交给汉人去控制的缘故，而跟皇帝是不是骄傲自大无关，跟清王朝是否重农抑商、思想保守就更没有一点关系。
这种政策可以与明朝末年对比。一方面，明政府直接控制的海军本身就比清朝强大；另一方面，朝廷对海上的民间军事武装也不是很担心，放任郑芝龙这种大型海商海盗军事集团壮大，最后招安了事。后来的历史也证明，郑芝龙集团确实一直忠于明朝——虽然是独立性很强的军阀，但在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甚至开疆拓土方面则从不含糊。明朝沿海的对外交流全面开放，不仅限于商业贸易，外国人在中国出入很自由，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很多外国人在明末中国各地的生活观察记录，中国学者也因此大量地了解到了西方的近代科技文化成果。究其缘由，关键还是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高，没有清朝这种满汉之分的心病。清朝统治者就没有这种自信——他们聪明地认识到自己不应该有这种自信——因此才以严防死守的思路来处理对外交往问题。
总之，尽管清政府在贸易通商上的具体政策在不同时期偶有变化，但有两大原则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一方面十分乐意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通过贸易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和皇帝本人的收入，另一方面又严防汉人与西洋人交往、对外国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以乾隆的精明，当然也绝不会因为英国方面派了一个使团过来给他送礼贺寿就改变这个大战略。礼物能否让他高兴最多只能影响他拒绝英方要求的措辞口吻。由于对礼物不太满意，乾隆的谕旨写得相当不客气，一点面子不给。这让后人误认为乾隆不过是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或者跟英国人生气才放弃了对世界开放的历史机遇。这显然夸大了主观因素和偶然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乾隆对英国很重视，也知道英国在西洋各国中属于强国，甚至意识到拒绝对英国放宽贸易政策可能引发战争。就在回信拒绝英国国王放开通商的请求之后，他又下了一道旨意，专门叮嘱沿海省份督抚加强军备，预防英国人在被拒绝以后闹事：“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所欲，借词生事。不可不预为之防。”
也就是说，乾隆回信拒绝英国放宽贸易政策，绝对不是漫不经心或头脑发热。他把这封回信当成一个严肃的政治决策，前因后果都想得很清楚。所谓“天朝物产，无所不有”只是乾隆给自己找的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拒绝的核心原因还是为了防止桀骜不驯的英国人和汉人勾结，让已经被文字狱洗过脑的汉人再生出什么不端的想法，危害清朝的统治。锁国与文字狱实际上是配套政策，共同达到以野蛮落后的少数人统治文明进步的多数人的执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