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漠到大海（一）

元朝的越海攻击

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试图征服流求。

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两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两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

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代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应该交代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

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

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

窝阔台继位后，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古军如入无人之境。

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急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

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古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蒙古达鲁花赤全部弄死，然后，高丽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

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般的蒙古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古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

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四次出征高丽，攻拔其城十四座，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

被逼无奈，王皞只得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古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王倎在蒙古待过，深知蒙古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

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禃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

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

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一下子从公主变成了王后。

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了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至元三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银，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冠冕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跃然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

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皆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

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进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

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古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当蒙古军一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缅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相也不咋样，个头比蒙古人还矮。

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古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在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

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

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申请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

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驻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确实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范文虎率军由庆元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

到了地方，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

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