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

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功臣皆是北方汉人将领。

忽必烈在做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陡增。随着南宋在厓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君主。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政策。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例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人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现。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杖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矢为副。”

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人和色目人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维护了元朝的统治。

“鼎革以来，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感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充当“舟妓”，“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各个部门的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在他们面前跪起禀白，如同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其二，是郑思肖《铁函心史》：“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八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

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取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者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做“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异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遗民们激愤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元朝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唯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元朝官吏中不少人目不识丁，他们对于书押文卷，只会攒起三指，染墨印于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儿的，就以印章代签名。

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诘之曰：‘汝负印何之？’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

可见，蒙古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的要领一丝皆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大搞“文字狱”。

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被诬为讥讽清廷而被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

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迫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

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与其说是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字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期，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厓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生存或者死去，确实成为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是做孤臣义士，还是做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隐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谢枋得和赵孟頫，就是南宋遗民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