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开人性的枷锁

《窦娥冤》的背后

我们身之所处，是一个调侃的时代。“靠，我比窦娥还冤！”这句顽皮话，八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曾絮叨过。文化“档次”高一点儿的，可能还会双眼望天故作沉痛状，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窦娥，昔日关汉卿笔下那个贪婪、无耻社会的牺牲品形象，在中国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渐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充满轻松俏皮的言语皮屑。在无知无畏的时代，庄严、悲沉皆沦为浮薄的滑稽、调笑。

我们是个喜欢矫枉过正的民族。数十年前，《窦娥冤》不仅仅“反映封建社会普通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反抗意识”，还“反映出在元朝残酷压迫下亡国的中国人对现实社会的几种不同态度”。阐而发之，有的学者还把窦娥的悲剧提高到“民族气节”的高度，大加鞭挞“封建主义”“民族败类”“投降恶势力”，等等。

所有这些牵强附会，无外乎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文学分析沦为庸俗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教条分析。这种看似“崇高”的议评，其实与今天的口头禅“我比窦娥还冤”，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时代，生活，人性，才是《窦娥冤》真正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