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4）

得寸进尺之余，卢世荣又上奏：“天下能理财者，从前皆奔走于阿合马门下，现在他们都被划入黑名单中，怎能因一人之故而尽废其才。为臣想从中择选一些有用之人，又怕有人说我是任用罪人。”

忽必烈觉得卢世荣言之有理，表示“可用者用之”。

于是，昔日与卢世荣同甘共肥的一帮阿合马死党，纷纷得到重新擢用。

卢世荣的理财改革，真正实施之后，好多事情根本行不通。

皇太子真金就明确表示反对：“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

从前推荐卢世荣的桑哥，听闻真金太子如此说，也急忙中止了与卢世荣的密切联系。忽必烈却对卢世荣百依百从，非常放心地去上都巡游去了。

元朝在忽必烈时代实行两都体制，一般来讲，每年三月至九月，忽必烈住在上都，其余时间，则居于大都处理公务。这种体制源于辽朝皇帝的五都“捺钵”。由于同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把契丹人的这种四季捺钵制加以沿用，只不过是由“五都”改为“两都”。清帝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也类似这种“两都制”。

卢世荣居中书省才数日，倚恃皇帝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连宰相都不当回事。大臣有人与卢世荣意见稍不合，即被诬“废格诏旨”，旋即被杀。如此一来，朝中凛凛，无人敢说话。

丞相安童等人见卢世荣作为一个汉人，如此擅权越职，非常不满。而且，“经济改革”实施数月，安童等人发现根本不起效应，怕日后对自己有所拖累，就派御史上奏章弹劾卢世荣，罪状大抵如下：

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符：始言能令钞法如旧，今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为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御史大夫转呈的奏状，非常恼怒，即日派人带诏旨命右丞相安童召集官员大臣，研究弹劾卢世荣的奏章。而后，命人把卢世荣押至上都审讯。

经过审讯，卢世荣主要罪状如下：第一，不经丞相安童同意，私自支钞二十万锭；第二，擅升六部为二品；第三，未与枢密院商议，擅自征调行省一万二千人置济州；第四，擢用阿合马党人，害公扰民。

不久，皇帝和众臣廷对时，已为犯人的卢世荣在忽必烈面前一一款服。其实，他这招儿装可怜也是想自揽责任为皇帝“遮丑”，因为他罪名中的第二项和第四项都是忽必烈照准的。

别说，这招儿起先还真管用，忽必烈没有立即杀掉卢世荣，只是下令把他收押下狱。

由于得知真金太子深恨卢世荣，推荐卢上台的桑哥缄口不敢言，没有“挺身”而出搭救老卢。

延至年底，忽必烈见敛财无方，愈想愈气，就问身边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看法。

大臣自是厌憎这位敛财损人的汉人，忙回禀说：“近日听新入中书省的汉官议论，说卢世荣已经认罪，件件罪名属实，却仍旧被养在监狱里，白白浪费粮食。”

皇帝闻言很是上火，立刻下令把卢世荣押到闹市开斩，并派人把老卢一身上下百多斤肥肉割下，带到御苑去喂驯养的飞禽和水獭。

阿合马便宜了狗肚子，卢世荣养肥了禽獭，二位“财神爷”的下场真可谓殊途同归。但阿合马荣华富贵二十年，卢世荣从上台到被处死才一年时间。

卢世荣被逮治，也触发了元廷中儒臣和财臣之间更加尖锐的矛盾。相互斗争之下，皇太子真金反倒成为牺牲品。

真金太子生母察必在1281年病死，忽必烈便于两年后立弘吉剌氏南必为皇后。由于年岁已高，忽必烈非重大事不见群臣，南必皇后频频现身。为此，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曾经有人封章上奏：“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

此种腐儒之见，在从前的汉族朝代尚可容忍，但对于蒙古帝王来讲，却是不可恕之事。

阿合马党羽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后，认为有机可乘，便借理算为名突然封存御史台奏章，将此事上报给忽必烈。

老皇帝一直担心自己被架空，听说有人要自己禅位于太子真金，怒火攻心，立刻派人前往御史台查阅奏章。

眼见纸包不住火，御史大夫月律鲁只得急忙向丞相安童求救，于是二人入宫面见忽必烈请罪，把事情原委一一奏明，并指出塔即古本来就是阿合马的奸党，想搞出事端来陷害皇太子。

经心腹大臣一番解劝，忽必烈怒火稍息。

但是，皇太子真金因数日忧惧，加上身体抵抗力奇差，不久即染病而亡，年仅四十三岁。元成宗继位后，追谥真金太子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

所以，元朝朝廷内儒臣派虽然取得暂时胜利，却丧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皇太子，损失不可谓不大。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桑哥，吐蕃人，其发迹之起因，在于他能通诸国言语，是个有语言天赋的“高级翻译”。当然，在元朝仅仅是个“舌人”翻译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是会造抛石机的“高工”，攻城缺材料时也会被蒙古人扔入壕沟充当填充物。桑哥之所以能接近帝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是蒙古国师胆巴的弟子。

胆巴之名，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但在元朝时，他的大名仅次于八思巴。胆巴本人是“法王上师”萨班的高徒，中统年间由帝师八思巴推荐，得以面见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诏居于五台山主持佛事。由于他名气大，常往来京城间，为蒙古王公们授法灌顶，加上他能以藏药治病，很受器重。

胆巴的相貌很特别，长有两颗大而长的龅牙，露于唇外。这种大龇牙，在当时蒙古人眼中被视为“异相”。胆巴一张大脸虽然有些像鼹鼠，为人却很正直。

至于桑哥，由于一直狡黠豪横，胆巴对这个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责并与之疏远。但是，桑哥喜欢言财生利，正得忽必烈欢心。忽必烈把他升为总制院使，类似今天“宗教事务局”的主管，还有治理藏地的实权，地位越来越高。

他入相后，向忽必烈进谗言，把胆巴国师外贬，一会儿把这位高僧贬往临洮，一会儿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使胆巴在途中劳累得疾而死。

恶徒欺师，从此即可看出桑哥的卑劣人品。不过，胆巴命大，桑哥被诛后，终于活着回到大都。

其实，阿合马、卢世荣被诛后，忽必烈也意识到儒臣的重要性，并任命程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汉族名儒。

台臣对奏，表示说程钜夫是“南人”，年纪又轻，“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责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

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色目“财臣”和汉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势力。

行诏江南时，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书，特命以汉字传布。

程钜夫此次江南之行收获颇丰，为元朝网罗招致了叶李、赵孟頫等二十多位名儒。唯独南宋旧臣谢枋得坚守臣节，力辞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