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矛头集中于孔教（2）

吴虞看到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后，非常赞同，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他在文中说：“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鲁迅的说法，在文章最后说：“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吴虞批孔的激烈言辞，在当时思想界曾震动一时，陈独秀称他为“蜀中名宿”，胡适赞他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诚如李大钊所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与狠批孔教相联系，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文学革命。胡适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发表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通行于世，是文学革命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鲁迅用白话文写小说、文章、新诗，是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李大钊、陈独秀都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写诗，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还批判了封建迷信思想，宣传了自然科学。针对上海一帮封建文人创办封建迷信团体“上海灵学会”，专门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陈大齐发表《辟“灵学”》、陈独秀发表《有鬼论质疑》、易白沙发表《诸子无鬼论》等文章，钱玄同、刘半农也以随感录的形式，同灵学会有鬼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他们的斗争下，灵学会刮起的有鬼妖风此后不敢在新文化的论坛上兴风作浪。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曾称赞新文化运动为“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主要仍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思想水平和在斗争中所致力的侧面不同，后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道路也有很大差异。总的说来，他们在思想上一般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他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牢笼，目的还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比如，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等。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局限，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它如寂静黑夜中响起的惊雷，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机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正是它，为即将到来的一场爱国狂飙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