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工人阶级中去（2）
陈独秀等组织工会活动引起上海军阀当局的警惕，10月14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致电北京政府：“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10月28日，北京政府陆军部密电何丰林：“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沪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指令“设法严禁，如认为违犯刑法，即行缉拿惩办，以遏乱源”。30日，北京政府陆军部再次致电何丰林：“陈独秀提议联络机器工人罢工，以制政府之命”，“特电贵使核禁”。
冲破军阀当局的重重阻挠，机器工会于11月21日在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近千人出席，陈独秀到会演说，再次指出：“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
上海机器工会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会。从此，上海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真正的团体。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在中国工运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上海机器工会一经建立，立即引起了世界工人组织的关注。12月14日，世界工人联合会工人执行部总干事罗卜朗致信上海机器工会：“我们从在美国的中国工人朋友们中，听到你们竭力组织和教育你们国里的工人。我们因此希望你们的成功，而且希望表示国际上的同情心。”
12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46人。该会出版《友世画报》，以“提倡劳工底生活增高，并以改造社会为主旨”，开展宣传工作。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对于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的建立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办理的有精神有色彩的工会”。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支持工人的罢工运动，并于1921年1月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负责。同年3月，上海法商电车工人要求改善待遇，遭到公司拒绝而发生罢工，李汉俊先后在3月5日、8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我对罢工问题的感想》和《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批驳了“中国人没有团结性，尤其工人没有智识不行”“中国与外国情形不同，不能说外国有劳动运动，中国也有劳动运动，在中国讲甚么劳动运动，就与无病呻吟无异”等谬论，认为工人“一致团结起来了”。并认为，法商电车工人的要求得到解决，主要是“罢工同人齐心，稳静之所致”，“如果他们没有这样齐心的团结力，没有这样稳静的态度，他们或许不能得到这样结果”。
为纪念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邀请工商界商讨五一节工人集会事宜，定名为“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李启汉、陈望道等出席会议。筹备会向上海各报馆、学校、商会等机关团体发出纪念五一节的通知，决定5月1日全市工人停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大会。租界工部局得到消息后，指令巡捕房于4月29日搜查渔阳里6号，禁止工人集会和游行。由于租界当局的破坏，原定5月1日举行纪念大会的计划未能实现。但5月1日当天，李启汉带领一些工人群众走上街头，在沪西和闸北散发传单。
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刊载《上海劳动界的趋势》一文，回顾了半年多来的工运斗争情况，指出：“今年的上海劳动界，比以前更不相同，阶级的觉悟，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见。”尤其“最近两三月间，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都是很好的现象”。并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的发展果然如此，在此后的几年内，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上演出了惊天动地的活剧。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除了加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力度、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帮助其他地方建立团组织，也积极在工人中开展工作。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音》周刊，是一个面向工人群众的通俗性刊物。邓中夏在《劳动音》的发刊词中开明宗义地指出：“劳动就是进化的原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又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
《劳动音》非常重视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指出过去革命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只向知识分子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做实际运动。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空想的时候了，应积极从事实际的运动和教育与组织工人的工作。
《劳动音》对工人的教育是通过活生生的事例，如第一期用很大篇幅报道唐山煤矿的矿难，以“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然而工人一命只值60元”为标题，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视工人为草芥的罪恶事实。又如第五期，详细报道了南京1万多名机织工人包围省议会，痛打议员的事件，并发表评论，赞扬工人起来反对腐败政府的胆量，启发工人的觉悟。
《劳动音》还对工人进行“劳工神圣”“工人是未来社会的主人”等教育，向工人指明斗争方向，强调工人要求获得解放，必须组织工会，以便推翻现存腐败反动政府，实现社会主义。
《劳动音》出版后，很快成为工人的贴心朋友，到1920年12月，每期已由最初发行1000份增长到4000份。这个刊物受到工人欢迎，却遭到了军阀政府的嫉恨，在出了6期之后，即遭到查禁。
1921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工人周刊》，由罗章龙任主编。该刊出版后迅速销往北方各地，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每期销售量在数千份，最多达两万份。此外，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编印的《工人的胜利》《五月一日》等小册子，宣传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对启发工人觉悟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