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三百年前的中国《人权宣言》（1）

梁启超之所以看重此书，

把它比作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因为它“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

虽然很幼稚，

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被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六岁。

他生于明清鼎革之际，与孙奇逢、李颙并称“海内三大儒”，又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被魏忠贤陷害。崇祯帝继位后，他入都讼冤，以铁锥毙伤仇人许显纯，此后声誉渐高。这一年他十九岁，遵父命从刘宗周学。崇祯十七年，北京城陷，清军入关，随后大军南下，不久，南京陷落，杭州献降，先生刘宗周死义。黄宗羲回到家乡黄竹浦，与众兄弟组织义军，号“世忠营”，以布衣参与军事，兵败后，潜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却因粮绝而溃。此后，他听说鲁王朱以海落脚于宁海以南、台州以东的健跳，又赶去从亡，直到舟山惨败，浙东抗清宣告失败，他才绝意国事，奉母乡居，毕力著述。

黄宗羲一生著述颇丰，内容涉及天文、算术、乐律、经史、释道等诸多方面，计有一百一十二种，一千三百卷，超过二千万字。梁启超说他“以史学为根柢”，又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他有一部振聋发聩之作，对近代思想者影响巨大，即《明夷待访录》。此书成于清康熙二年，是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黄宗羲获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启蒙者的声誉，尤赖此书。1923年，梁启超在南开、清华两校讲授中国近代学术时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他说：“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梁启超之所以看重此书，把它比作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因为它“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他还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他指的就是自己早年在湖南长沙办时务学堂，开南学会，与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班人宣传维新变法，倡导民权共和时，曾将此书节钞印制数万份，秘密散发。此书自乾隆以来被列为禁书，他们这样做，不仅使得该书广泛传播，而且促进了晚清思想的骤变。后来，叶德辉、王先谦辈告他们谋反，证据之一即印制此书。再后来在日本，孙中山和他的盟友也曾刊行此书，他们看重的大约是“明夷”两个字，以为人们因此会联想到反清复明。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一种误读和误导。

不过，章太炎似乎不喜欢这部书。他在《衡三老》中严厉指责黄宗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即有期待清廷求访的意思。他还责备黄宗羲，虽然自己没有出来为清政府做事，但同意“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也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此处所谓“徐”，即昆山三徐—徐乾学、徐文元、徐秉义三兄弟，而“叶”即叶方蔼，他们都是清初名盛一时的名臣和学者。章太炎认为，如果说“明臣不可以贰”的话，那么，你的儿子既没做过明朝的官，似乎为清朝服务也就无所谓；但是，如果以王夫之所著《黄书》为衡量标准，“则嗒焉自丧矣”，黄宗羲就不会这样心安理得了。

多年后，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又提起这桩公案，他说：“后来永历延平倾覆亡逝，太冲撰《明夷待访录》，自命为殷箕子……以清圣祖比周武王，岂不愧对‘关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陈寅恪的话说得更加明白，黄宗羲自比为箕子，而以清康熙帝为周武王，就是要向新君献上他的治国方略。这个说法其实来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自序”，其中写道：“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在这里，黄宗羲交代了自己撰写《明夷待访录》的动机，而且的确用了箕子的典故，但其用意何在？是否确如陈寅恪可惜的，黄氏不仅想要与新朝新君达成妥协，还要献计献策？这正是我们要探究的。

针对章太炎的看法，梁启超有不同意见，他说：“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钱穆持论与梁启超相近，而且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惟考康熙己未，万季野至京师，梨洲送之，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时已距《待访录》成书十五、六年。则梨洲之不可夺者不确如乎！亭林诗亦云：‘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亡国遗臣之不能无所待者，正见其处心之愈苦耳。”

在这里，他们都提到康熙十八年黄宗羲送学生万斯同赴京参与修撰明史一事，在万斯同动身之际，他曾赋诗三首，其中第二首写道：

管村彩笔挂晴霓，季野观书决海堤。

卅载绳床穿皂帽，一篷长水泊蓝溪。

猗兰幽谷真难闭，人物京诗谁与齐。

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

诗里提到的“河汾太平之策”，用了隋朝王通的典故。王通是隋末大儒，曾西游长安，向隋文帝献太平十二策，然而未受重用，遂弃官归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设馆教学，求学者多至百余人，时称“河汾门下”。黄宗羲在此是用王通的故事告诫万斯同，只能以民间布衣身份为修明史尽一份力，绝不能为清廷治国安邦出谋划策。梁启超与钱穆就是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不相信黄宗羲的气节有问题。钱穆还把与黄宗羲同时代的顾炎武搬出来，说明“待访”是所有以修齐治平为远大抱负的儒学士大夫共同的政治理想，未必就是“俟虏之下问”。顾甚至称赞黄，认为其并不像巢父、许由那样，为了个人的声誉而独善其身，倒是表现出非凡的内圣外王、兼济天下的勇气和责任感。读罢《明夷待访录》之后，他给黄宗羲写了一封信，其中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