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拒绝秋瑾为哪般？（1）

吕碧城与秋瑾虽然同为争取女性解放的先驱，但她们所选择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

秋瑾在求女性解放的过程中，

把个人完全交付给民族解放的事业，

而吕碧城则更强调，

女性个人的自由解放先于国家、民族和家庭。

吕碧城与秋瑾同为清末特立独行的女性代表，都是叛逆传统，追求女性解放的先驱。秋瑾生于1875年，吕碧城生于1883年，中间相差八岁。她们一个是浙江山阴人，生在福建厦门，一个是安徽旌德人，生在山西太原，差不多就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谁道1904年初夏的一天，两个人却走到了一起，而倏忽又分开了。这两个人的人生道路，在这个点上遭遇之后，马上又各奔东西了。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若干年后，吕碧城曾忆及此事：

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

这里也许有必要介绍一下吕碧城的情况。她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吕凤岐为清光绪三年进士，做过国史馆协修及山西学政，家中藏书甚丰。母亲严士瑜亦能诗文，这是吕碧城很小就能接受良好家庭教育的客观条件之一。吕凤岐生有四女二男，二男均早殇。四个女孩儿中，吕碧城排行老三。不幸的是，吕凤岐在吕碧城12岁那年突然中风猝死，终使这个家庭“无后”的隐忧演化成现实的悲剧。族人为争继嗣，霸占家产，竟将其母女幽禁，并以“灭门”相威胁。为此，自幼定亲的汪姓人家亦强行解除婚约。为了保全膝下孤女免遭毒手，母亲不得已只能将家产放弃，带着几个女儿远走皖东来安的娘家就食，一家人才算躲过此劫。多年后，吕碧城仍以“众叛亲离，骨肉齮龁，伦常惨变”来描述当时所发生的那一幕人间惨剧。

当时，吕碧城的舅父严凤笙在天津塘沽办理盐政，任盐运使。不久，吕碧城即“奉母命往依之”。在舅父家里有六七年，她过得还算平静，虽有寄人篱下之憾，但毕竟受到了“较优之教育”，她自己也很努力，发愤为学，刻苦读书。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这种表面的平静就被一枚“石子”击破了。她曾讲到那天的情形：“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这似乎是说，吕碧城不满意家塾这种读书方式，想到天津探访一下有没有入女学读书的可能，却遭到舅父的竭力反对并阻止她出行，还骂了她。

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舅父这种蛮横无理的做法。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磨难，也造就了她独立不羁的性格。也许是基于一时的愤慨，也许是长期寄人篱下投射在心里的阴影，吕碧城在忍无可忍之际，选择了反抗。于是，第二天，她便不辞而别，登上火车，逃离了舅父家。在火车上，她遇到一位好心人—佛照楼主妇，把她带到了天津。此时的她，“不惟无旅费，即行李亦无之。年幼气盛，铤而走险”。到了天津，才知先于她到达天津的方夫人，住在大公报馆，就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愤懑和窘况。不想这封信被大公报的总理英敛之看到了，她的才华很为英氏所赏识，乃亲自邀她与方夫人同居，并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委任她做了大公报的编辑。据《英敛之先生日记》1904年5月8日记载：“晡，接得吕兰清女史一柬，予随至同升栈邀其去戏园，候有时，同赴园，予遂回馆。少秋来。晚请吕女史移住馆中，与方夫人同居，予宿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