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兴庆宫公园沉香亭侧与李白对话（2）

《清平调词三首》在厚厚的《李太白全集》中属于非常普通的三首诗，不过是他酒醉之后一挥而就的小诗，写的也不过是杨贵妃倾国倾城的美貌。通俗地说，这三首诗是“马屁诗”。但是连“马屁诗”都可以写得这么好，或许也只有李白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他一开口就这样来夸赞一个美女。所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是不是隐含着对“汉皇重色思倾国”的批判，在这样华美的诗句中，后人不也可以读出盛唐的隐忧吗？

《盛唐之音》接下来有几句论述：

然而，这个极峰，与文学上许多浪漫主义峰巅一样，它只是一个相当短促的时期，很快就转入另一个比较持续的现实典范阶段。那就是以杜甫为“诗圣”的另一种盛唐，其实那已不是盛唐之音了。

我倒是不大喜欢以所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来定位李白和杜甫，“主义”终究是有限的，他们的作品本身却具有无限的活力，将他们在那个时代里的喜怒哀乐、不平与追求都写出来了，并且在不同的时代里都可以激起回响。但我完全同意李泽厚说的杜甫的诗“已不是盛唐之音了”。

大家都知道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李白成名时，杜甫还默默无闻。杜甫是李白真正的知音，他有一句诗夸李白，五个字，有人能想起来吗？——“白也诗无敌”。这五个字，字字有千钧之力。他仰望李白，李白是一座高山，早已成名。这是杜甫在天宝五年到长安不久，写下的《春日忆李白》中的第一句，他此时只有三十四岁。两年前，李白离开长安，他们在洛阳初次相遇，引为知己。他们同游梁、宋、齐、赵，天宝四年在山东分别时，杜甫曾作诗《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姑且不论这当中有没有一点讥讽的语气，“飞扬跋扈”用在李白身上却是恰当的。飞扬跋扈的岂止李白其人，他的诗更是飞扬跋扈，那是同时代的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绝对写不出来的。有人说，李白的诗是一种动态的美，王维的诗则是一种静态的美。王维的诗你们能背几句吗？

王维的诗常常是这样一种格调，安安静静的。而李白的诗却充满了动感，比如《行路难》，比如《将进酒》，比如《蜀道难》，都是如此。前面我们提到过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之后他还写过《梦李白二首》《不见》《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样的名句，当然还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样的推崇。自山东一别，李白和杜甫再无相见的机会，但杜甫一直怀念着远方的李白。李白也曾有诗赠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的结尾“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正好可与杜甫的《春日忆李白》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相呼应。

相距一千三百多年，李杜还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与他们同时代的诗人很多，但没有人达到他们这样的高度。李泽厚说：“因为这里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这句话的意思是：李白的诗不只是一般的写写青春，写写边塞，写写江山，写写美景。那李白写不写美景？《望庐山瀑布》不就是写美景的吗？“天门中断楚江开”写的不是美景吗？美景他也写，但是他写的美景跟其他人不一样。同样关于美景的诗，从他笔下流出来的就气魄宏大。比如“朝辞白帝彩云间”，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建筑就被命名为“彩云间”，我们面前是李白的石头雕像，我们露天的课堂正好在“彩云间”和李白之间。

李白是不可学的，他的天纵之才，他的汪洋恣肆、飞扬跋扈都是不可模仿的。“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诗是杜甫写不出来的。这首《蜀道难》是李白初入长安时写的。他一开口用了几个象声词？“噫吁嚱，危乎高哉”，这里面有五个并没有实际意思的虚词。“噫吁嚱”是一串感叹的语气词，拿掉“噫吁嚱”，拿掉“危乎”的“乎”，再拿掉“高哉”的“哉”，变成“危！高！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开头好不好？为什么连小孩子都知道不好呢？因为它不仅失去了气势，也失去了诗意，还失去了许多难以言表的情感。但只有天才的李白才会这样写，一上来就用一串虚词，都是没有实际意思的。但这些没有实际意思的虚词放在这里恰恰是最有意义的。这是李白的诗，是代表了盛唐之音的诗。

出生在杭州的龚自珍是鸦片战争前诗写得最好的一代诗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都是他的名句。他对李白的理解很深，有这样一句话评价李白：“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

“庄、屈”是谁？“庄”是庄子，“屈”是屈原，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不可以合二为一。如果要将庄子和屈原“并之以为心”，那只有李白。换句话说，就是李白的身上既有庄子又有屈原的影子，他把庄子和屈原的不同风格融合在了一起。庄子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与屈原的悲壮深沉、上下求索，都是先秦中国文化中最具有创造力的典型，而李白汲取了他们的精髓，“并之以为心”。龚自珍的评价是极高的。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接着龚自珍说了一句：

尽管时代的原因使李白缺乏庄周的思辨力量和屈原的深沉感情，但庄的飘逸和屈的瑰丽，在李白的天才作品中确已合而为一，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音诗的极峰。

李白缺乏庄子的思辨力量。庄子是哲学家，他的哲学探问，是李白没有的；李白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位诗人。屈原作为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楚国的大臣，他奠定了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感情，他一辈子都在寻找理想。尽管李白的身上缺乏庄子那样的思辨，也缺乏屈原那样的深沉，但是李白吸收了庄子的飘逸，也吸收了屈原的瑰丽。飘逸和瑰丽，这两种风格在李白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龚自珍还有一句话，评价李白何以是李白：“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也就是，李白身上兼有看上去不可调和的儒、仙、侠三方面特质。也正因为融合了庄子、屈原的不同风格，又集儒、仙、侠于一身，才成就了李白，使他成为盛唐之音的最高代表。

为什么是李白而不是杜甫来代表盛唐之音？杜甫生于712年，这时距离“安史之乱”还有四十几年，怎么能说他没生在盛唐呢？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由杜甫代表盛唐，而是由李白来代表盛唐？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是诗的风格，然后是诗的内容。如果单从时间上来说，杜甫在盛唐也生活了四十多年，也写出了很多诗，但他最有代表性的诗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写出来的。所以，我们更偏向于把杜甫放在盛唐之后的时代，而把李白放在盛唐。

如果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前就把最好的诗写出来了，他有没有可能成为盛唐之音的代表？也没有。最重要的原因是杜甫的诗都是很沉稳的，他写不出李白那样的诗来。李白的诗正好和盛唐的气象相匹配，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正好如此匹配。

我们反过来思考，假如李白生在另外一个时代，生在苏东坡的时代，或者生在陶渊明的时代、屈原的时代，同样一个天才李白，他还能写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种风格的诗来吗？不可能。这就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李白一定要生在盛唐，李白是盛唐的产物，离开那个时代，他就成不了李白了。

三十几年前，我曾经读过这样一番话：

每个毛孔都洋溢着情欲，不向社会妥协而追求个体自由的天才李白，笑傲王侯，携妓纵酒，放歌山水，大醉不归，代表了盛唐的自由空气，“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一本正经的先圣在李白的狂歌中黯然无光。李白是一朵自由的云，一片孤寂的帆，廓大的宇宙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