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明灯换不来经济发展

在非洲的利维坦名单中，除了新建立的国家之外，也包括当年的明灯之国。

在1847年独立之后，利比里亚就以世界上仅有的黑人共和国著称于世。它是黑人建国的指路明灯。当其他地区的黑人忍受着殖民主义的奴役时，人们总是能想到，在遥远的西非海岸，还有一个名叫“自由”的国家由黑人进行统治，人们可以行使选举权，从黑人中选择总统。

这个明灯已经维持了一百多年，在它的感召下，非洲终于迎来了大规模的独立潮。然而，在这些独立国家纷纷想方设法搞建设时，却发现曾经的明灯突然间变得暗淡了。

1979年，利比里亚第20任总统托尔伯特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机会。这一年，托尔伯特当选了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利比里亚也将承办该年度的非洲首脑会议。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主持国际会议时，都会在国内大肆铺张，不惜增加人民负担。托尔伯特也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为此，他拨出了年度政府财政的一半用作会议开支。在托尔伯特的大力撒钱下，会议办得非常隆重和成功。

但参加会议的非洲首脑们怎么都想不到，就在第二年，托尔伯特还没有卸任一年任期的主席，以稳定著称的利比里亚就乱了套。

先是爆发了粮食起义，起因在于托尔伯特花钱过量，只好减少财政补贴，提高粮食价格。人们开始四处示威。政府调集军队与人民对抗，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局面。粮食起义让非洲首脑们有些意兴阑珊，毕竟利比里亚是因为接待他们才大肆花钱的。

但就在首脑们松了一口气时，突然间传来消息：利比里亚发生了政变，托尔伯特总统被捕后被挖出了内脏和眼珠，他的尸体被扔在了大街上。

民主是否一定会带来稳定和繁荣？在看了利比里亚的例子之后，也许答案并非那么显而易见。

作为由美国释放的黑奴建立的国家，利比里亚的宪法基本上模仿了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之一——美国宪法，也有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总统和议员靠选举上台。

既然和美国的架构类似，那么利比里亚是不是应该成为非洲最繁荣的国家？答案却并非如此：利比里亚一直不温不火，难以步入发展的轨道。它的民主是一种沉闷而缓慢的民主，与非洲急需的经济发展绝缘。

它的国土面积狭小，只有11万平方千米。但想在这狭小的土地上旅行却并不容易，因为利比里亚最缺乏的是道路。现有的道路以土路为主，由于处于雨林地区，一旦到了雨季，所有的道路都会变成烂泥潭，陷在其中几乎寸步难行。

人口只有450万，却分布在十几个部落之中，很难整合进入同一个政治框架之下。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好的政治架构和宪法却没有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呢？答案是：统治者和当地人民是隔离的。

从美国来到利比里亚的黑人只有几百个，他们在首都蒙罗维亚建立了基地。但在蒙罗维亚之外，则是当地部族的地盘。这些部族并不了解美国来的黑人要干什么，美国来的黑人也并不关心当地部族的命运。

在很长时间内，当地部族与利比里亚政府是完全脱节甚至对立的。后来利比里亚政府强行将他们并入了国家之中。可是，当地部族并没有感到自己是利比里亚人，也没有享受到所谓的自由。

一百多年来，利比里亚的政治一直控制在美国移民的后代手中，他们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不管是选举还是民主，都局限在这些人内部，其他99的人只能接受被统治的命运。

由于统治阶层与人民的分离，利比里亚还错过了对外扩张的最佳时期，无法将更远的土地并入国家。利比里亚被法国的殖民地和英国的殖民地环绕，局促在非洲的一个小角落里，也丧失了变得更加强大的机会。

到了1980年，利比里亚的总统已经在移民后代内部传了20任，托尔伯特就是第20任总统。但所有这20任总统又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任总统，因为他们实行的政策是类似的，就是拒绝融入当地，把自己打扮成不伦不类的美国人。不管谁担任了总统，首先想到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如何为家族谋取利益。当地部族也并不在乎谁当总统，千人一面而已。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都被容忍了，但随着非洲其他国家的独立，利比里亚那99的人被唤醒了。他们突然间意识到，虽然自己的国家一直是独立的，但从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利的角度来看，反而不如周边那些新独立的国家。

到这时，利比里亚国内开始出现了隐蔽的反对声音，一百多年的统治方式也就不再稳固了。如果把前面20任总统统称为第一代，那么，发动政变的士兵多伊的确可以算是第二代领导人。

与利比里亚历来风度翩翩的政治家族不同，多伊是实实在在的土著出身。他出生于利比里亚土生部族克兰族，中学函授毕业。在发动政变时他只有29岁，是个军士长，连军官都不是。他的出身仿佛是对利比里亚政治传统的嘲讽。

所谓政变，只是一次幸运的胡闹。一天晚上，多伊带着16名士兵爬进了总统府将总统打死，与总统一起死亡的还有27名守卫。政变就这么意外地成功了。

多伊虽然职位很低，也没有权威，但他很擅长制造群众场面。总统死亡后被开膛破肚，连同其他死难者一起被扔在大街上，让狂欢的人群朝他们扔石头，喊口号。在狂欢中，更多的人开始接纳多伊，听从他的指挥。

多伊带着他的人在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市民已经被吓傻了的首都横冲直撞，将托尔伯特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一一逮捕。这些人被以腐败的罪名审判，并被判处死刑。

为了进一步显示权威，托尔伯特的13名部长被扒光了衣服绑着走过首都的街道，接受人们的戏弄和嘲笑。他们被押到了海边，绑在电线杆子上，遭到行刑队齐射。多伊宣布：遭受那些美国家族压迫了一百多年的人们自由了！

在人们的嘈杂声中，默默无闻的多伊军士获得了足够的权威，成为利比里亚共和国的第21任总统。

与其他第二代领导人的武夫形象不同，多伊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文质彬彬。他自称多伊博士，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留着厚厚的头发，如同从好莱坞电影里跳出来的人物。他信誓旦旦要治理好国家，却由于缺乏治国的必要经验，只能依靠高压和暴力维持统治。他镇压反对派，查封反对派报纸，将大量的职位授予同种族的人。

但多伊的统治又是稳固的，其原因在于他在冷战中摸准了风向，把利比里亚变成了美国人在非洲的冷战伙伴。从很早开始，利比里亚就是美国的情报中心和航空监视基地。多伊上台后，更是允许美国人对几内亚湾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加强了美军的机动作战力量。

美国人虽然与之前的利比里亚政府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经过评估，决定与多伊打交道。大量的美元流入利比里亚，帮助多伊维持政权的稳固。

但另一面，美国人的帮助又总是带一点理想色彩。他们虽然帮助多伊，却要求他进行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改变一党独裁的局面，进行多党制选举；第二，改善利比里亚的经济状况，以免美国的援助都打了水漂。

198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多伊不得不举行多党制选举。为了保证自己当选，他先把竞争对手抓了起来，又派兵开进了校园，将激进的学生控制住。暴力不时发生，失控的士兵甚至强奸了女学生。

不管多伊怎样控制局面，大选还是变成了闹剧。统计选票时，随着形势逐渐明朗，多伊看来必败无疑。就在人们等待最终结果时，突然听说选票已经被封存了，为的是进行“更加公正”的点票。十几天后，多伊宣布自己以50.9的选票当选总统。这个数字刚过一半，正好可以保证多伊在第一轮胜出。

就在人们纷纷质疑选票结果时，美国政府却称赞这是民主的第一步而接受了选举结果。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选举结束不久，多伊曾经的伙伴、后来的反对派奎翁巴将军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多伊。这位将军从塞拉利昂进入利比里亚，一路杀向首都蒙罗维亚，并控制了电台。就在人们以为政变成功，开始欢呼的时候，多伊却重新控制了局面，将奎翁巴捕杀。

美国人虽然接受了选举结果，却继续施压要求多伊整顿经济。这次，他们派来了一个专家小组，专门帮助多伊整顿政府财政。

专家小组徒劳无功地与多伊政权周旋，最后不得不撤出。他们的报告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对多伊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多伊和他的官员完全没有现代财政观念，是不可救药的。

失去了美国的帮助，利比里亚立刻陷入了内战的泥沼。这次反对多伊的是军阀泰勒。泰勒得到了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以及科特迪瓦总统乌弗埃—博瓦尼、布基纳法索领袖孔波雷的支持。

泰勒从科特迪瓦出发进入利比里亚，利比里亚第一次内战爆发。在这次内战中，多伊总统被俘，他被审判的录像带成了非洲最热门的录像节目。在录像里，审判者将多伊剥得只剩内裤，边喝啤酒边审讯。多伊在承认倒台后被杀。

利比里亚的第一次内战持续了八年，导致40万人死亡。1997年，双方达成了新的选举协议，选出了泰勒作为总统。但一年多以后，冲突再起，第二次内战持续了四年多，又有15万到30万人死亡。泰勒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流亡，利比里亚才再次举行了选举，暂时恢复了平静。

如果说多伊在利比里亚的政变带来了什么正面效果，那就是打破了原来的大家族统治，让普通利比里亚人意识到了自己也是可以参与政治的。多伊的统治又让人们意识到了政治稳定是多么重要。利比里亚是有选举传统的国家，从多伊之后，他们仍然保持了选举的传统。他们再也不希望发生政变，而是希望通过手中的选票来解决实际问题。

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利比里亚进入了较为和平的时期，它迎来了一位温和的女性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瑟利夫的领导下，国家恢复了相对宁静，开始了动荡之后的弥合时期，瑟利夫本人也在201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瑟利夫担任了两届总统下台后，继任的同样是通过和平选举上台的足球明星乔治·维阿。

这两人都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总统，在担任总统前，瑟利夫长期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任职，而维阿则长期在欧洲踢球，他们对于世界的了解，有助于帮助这个贫穷的国家。在他们的带领下，利比里亚进入了一个专家治国的时代。三十多年前那场政变更多是作为一场噩梦存在于利比里亚人的心中。噩梦结束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不是噩梦之前的那种静止社会。

在非洲，流行着四大独裁者的说法，人们习惯于把阿明、博卡萨、恩圭马，以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称为四大独裁者。人们谈起非洲，首先想到的是独裁、落后，这也是这些独裁者留给世界的印象。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所谓的独裁者，只是政治形势的产物，当一个国家国内矛盾找不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时，就会出现荒谬的方案，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合格的人被推向前台。不仅是在非洲，在其他任何大洲、任何国家也一样，一旦出现了政治退化，上台的往往都是庸人。他们手段强硬，善于抓权，对于真正的政治却一窍不通。

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是在发展的，独裁者现象主要出现在非洲的第二代领导人中，这一代由于特殊的环境，缺乏治理能力。当这个特殊的时期过去之后，非洲已经很难再出现这样的人了。当人们谈论非洲时，往往还停留在这些人身上，这样的认知错位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会存在，但在非洲却表现得更加明显，事实上非洲已经走过了这个时期。

在四大独裁者中，博卡萨和恩圭马都是庸人，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国家，却被阴差阳错地推上了前台。为了保住职位，他们只有依靠本能将权力紧紧抓在手中，杀害政敌、冻结选举。那些帮助他们抓权的人成了内部人，立刻陷入了腐败之中。

与博卡萨和恩圭马不同，阿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更浓厚。最初，他有心将国家治理好，却由于缺乏能力，只能用古怪的表演吸引人的眼球，希望延迟自己下台的时间。蒙博托则是因为前总理卢蒙巴的失败，而被推向了前台。

这些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在位，还和世界的冷战秩序有关，他们的背后几乎都站着几个东西方强权。蒙博托、恩圭马投靠的是西方，阿明投向了东方，博卡萨则东西通吃。当人们进入冷战思维后，所谓的道义和真理都被置于一边，全都变成了算计和斗争。即便是现在，在中东、东亚还都充斥着冷战色彩的非道义支持。独裁者们总是善于利用强权之间的夹缝，求得生存环境。

与东西方阵营的算计相比，作为独立力量的中国却表现得更加理智，从一开始中国与非洲打交道，就带着很强的君子之交的成分，不干预对方的政治，却尽量帮助非洲发展。虽然由于对方的政治整合还没有结束，中国的帮助所带来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但到了今天，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不仅帮助了非洲的发展和稳定，还让非洲成了中国的大市场，解决了中国一部分产能过剩的问题，形成了互惠。

四大独裁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是为了抓权，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他们不在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宗教主义，他们关心的只是权力本身。

在非洲还有另一类领袖，他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他们选择了非洲式的“教条主义”，造成了比四大独裁者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