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格斯图的实验室
1974年9月11日，皇帝被参与兵变的士兵组成的委员会关押在首都的一座监狱中。士兵们试图让他交出财产，皇帝负隅顽抗。
到了晚上，皇帝突然被带到了电视机前，被强迫坐下，看起了电视。这天电视上播放的是一位英国导演乔纳森·丁布尔比拍摄的纪录片，名字是《被掩盖的饥荒》。
在片子中，埃塞俄比亚北部饥荒与皇帝的大吃大喝被巧妙地剪辑在一起。皇帝看完后，陷入了一言不发的沉思之中。
实际上，这部片子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导演为了突出饥荒的程度夸大了数字。片子原来的名字叫《未知的饥荒》，革命委员会故意将名字改掉，为的是彻底摧毁人们对皇帝的信仰。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虔诚的国家，皇帝虽然好大喜功，却谈不上残暴，对埃塞俄比亚也充满了热爱。即便他被赶下了台，还是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有罪，甚至把他当作埃塞俄比亚独立的象征。委员会需要利用宣传将皇帝的权威彻底打倒，让他变成罪犯。
委员会的目的达到了，皇帝被迫下了台，他的数十位高官被处死。一年多以后，他死了。关于他的死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正常死亡，有的说他是被人用枕头闷死的。他的尸体在多年以后，才在一个厕所里被发现。老人所说的皇帝死在厕所里，指的就是这件事。
推翻他的人用大饥荒的宣传让皇帝声名狼藉，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并没有结束。到了1984年，埃塞俄比亚进入了更大的饥荒之中，也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大饥荒之一。在高峰时期，每周都会有一万多人饿死。
而这一切，都是拜推翻皇帝的人所赐。在他的领导下，埃塞俄比亚开始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完全计划经济的试验，国家被引入更大的灾难之中。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最大的广场旁边，有一座庄严的建筑，它以黑色的大理石做墙面，在墙上用金色的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文和英文镶嵌着：殉道者纪念馆。
纪念馆里的陈设并不是从推翻皇帝的门格斯图执政时期开始，而是将时代首先定在了皇帝统治末期。在一张照片上，一位老人伸出双手乞讨着，他的眼神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却还是机械地伸出了双手。他的命运没有人知道，却通过照片将永恒的控诉传递到了未来。
皇帝的奢华与民间的苦难，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接着，门格斯图政权上台了。在纪念馆中另一张著名的照片上，年轻的领导人门格斯图正把一个红色的瓶子扔向下方的群众。整个照片是黑白的，只有瓶子里的液体是红色的。这是一张戏剧化的照片，门格斯图通过这个动作，让人们明白，所谓革命就是要让一切人都沾染上红色，不是杀人者，就是被杀者。
在随后的展览中，我们回顾了当年的血雨腥风：施暴的刑具，受害者的遗物。如同柬埔寨纪念馆中的照片墙，这里也挂出了大量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已经死亡，却留下了最后的形象供人们凭吊。
纪念馆的最后一部分是受害者的尸骨。在展示柜里，不能够确定身份的死者的头骨、肋骨、腿骨被分门别类地堆放在一起。能够确定身份的，就把尸骨单独放在格子里，格子的玻璃门上贴着死者生前的照片，以告诉人们，这些无辜的骷髅当初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的尸骨上还带着行刑的刑具，他们很多人是被绳子勒死的。
从博物馆出来，小院子里立着一尊雕像，三个哀伤的女人或望着远方，或低头垂泪。在雕像的基座上，用阿姆哈拉文和英文双语写着：再也不要重来。这句话，或许是经历了皇帝和主席双重打击的埃塞俄比亚人内心最深处的呼喊。
埃塞俄比亚的革命领袖门格斯图所在的机构被称为“杜尔格”，在阿姆哈拉语中的意思是“委员会”。在首都市中心附近，还保留着当年杜尔格时期所建立的纪念碑。那是一个金光灿烂顶着红五星的建筑，让人看了肃然起敬，却想不到，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肃杀的政权。
我曾经询问过许多人，为什么埃塞俄比亚反对皇帝独裁的运动，会演变成另一场暴政，竟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我却知道，一个饱受独裁奴役的国家，在打碎独裁的过程中，是非常容易堕入另一种极权之中的。
1974年，人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游行试图推翻皇帝，但最终起作用的，却是一群中低层的军官。他们发动兵变推翻皇帝之后，建立的组织就是杜尔格。
即便中低层军官掌了权，埃塞俄比亚也没有立刻陷入灾难。虽然皇帝已经没有了，但社会基础还在。只要不打破这个基础，就不会无休止地混乱下去。
杜尔格在上台之初，实际上也获得了人们的支持，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能够将精力转向发展社会和经济，那么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不幸的是，杜尔格是由一群不懂得治理的普通士兵和基层军官组成的。按照规定，埃塞俄比亚的40个军队单位，每个单位选派3名代表组成杜尔格。士兵们不信任高层军官，认为他们和旧政权联系过于紧密，而高层军官也不愿意参加由普通低级军官和士兵组成的组织。
门格斯图是埃塞俄比亚第三师的一名普通军官，驻扎在埃塞俄比亚东部的穆斯林聚集区。一天，他的师长突然决定把他送去当杜尔格代表。师长之所以这么决定，是因为他认为门格斯图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把他送走就眼不见为净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决定为埃塞俄比亚制造了多大的灾难！
杜尔格的成员大都是头脑简单的军人，门格斯图很快就从中脱颖而出，成了主要人物。他开始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蓝图变为现实。在他的鼓动下，首先废除了君主制，软禁了国王，枪毙了国王的大臣们，清洗了军队的高层。强大的社会基础瞬间被打碎，从此埃塞俄比亚成了一盘散沙，只能听门格斯图的了。灾难的条件已经具备。
1975年，门格斯图操纵杜尔格决定：埃塞俄比亚从此要走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道路。于是，原本只是政治斗争，现在灾难突然向普通人逼近。
年初的短短三个月内，杜尔格首先把金融系统国有化了，接着又把商业企业也收入囊中，最后杜尔格宣布土地归国家所有。
杜尔格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国内人民的激烈反对。埃塞俄比亚是个帝国，周围的民族都是受奴役而不是自愿加入的。从厄立特里亚到东部穆斯林区域，再到南方的少数民族区域，纷纷开始起义。
即便在主体区域内，人们也不愿意成为计划经济下的沙尘，而是更想守住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
换成其他人，也许会在政治上选择暂时放弃强硬的做法，但这并不符合门格斯图的理想主义。他决定用武力对付反抗。
首先被清除的是杜尔格之中的反对派，他们被关在杜尔格办公的所在地，被机枪扫射而死。接着，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屠杀活动。
屠杀纪念馆的那些尸骨，就是在建立新政权时留下的。那位邀请我去家里的老人回忆说，在屠杀的高峰时期，所有敢于说话的反对派都被屠杀殆尽，不管是否有过反抗的行动。他比画着告诉我，这些人从家里被带走时，不管男女老少，胳膊都被拧到身后捆起来，用纸板写上名字和罪名，挂在脖子上。首都的街道两边，常有一连串的人坐在街边的地面上，他们都是要消失的人。亲人们被带走，就意味着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能够被辨认出姓名的是极少数幸运者，大多数尸骨都处于无法辨认的状态。
到了1978年，门格斯图终于满意了，埃塞俄比亚已经被建成了他心目中的样子。
但是，这个政权到底怎么样呢？
1985年，歌曲《天下一家》席卷了全球，它的制作阵容强大，由天皇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创作，演唱者更是几乎囊括了美国第一流的歌手，其中独唱者就达到了21人。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慈善曲目，将世界的目光引向非洲的一个国家，它正遭受着最严重的饥荒。但奇怪的是，这个国家本身却不仅不承认饥荒的存在，还千方百计阻止人们为那些即将饿死的灾民提供帮助。这个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
与1983年开始并持续了三年的大饥荒相比，皇帝统治时期的1974年饥荒已经算不了什么。1983年饥荒的主要成因是一场“完美风暴”，任何单独的原因都不可能造成如此重大的灾难，必须是众多原因叠加而成。
这些原因是：第一，国有化政策将农民赶离了土地，国家已经一穷二白；第二，四处爆发的小规模叛乱仍然在持续，为了应付战争，政府已经完全破产，无力进行哪怕一丁点儿救助；第三，更为荒唐的是，政府的心思根本没有在灾民身上，而是放在了另一件“大事”——搞庆典上。
1984年，在这个奥威尔调侃过的年份里，埃塞俄比亚是在无数人的死亡和辉煌的庆典中度过的。庆典是为了纪念杜尔格革命十周年。
由于花费过高，必须从农民手中征收更多的粮食。按照计划经济的做法，粮食征收额是由中央政府先定一个数目，再层层下分至每一个村庄。当征收额度下发到村庄时，却发现村子里早就没人了。在北部区域，人们已经为了食物逃散了。
为了应付粮食征收，加上不能把灾民放到首都去影响各国嘉宾的心情，政府在路上围追堵截，要将他们抓回去，要死也必须让他们悄悄地死在家乡。
当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再也无法掩盖时，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偷偷到了饥荒发生地，发出了无数的报道，但杜尔格仍然否认饥荒的发生。
根据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只要允许信息、物资和人员自由流通，再大的歉收也不会造成饥荒。因为人们可以移居到别处谋生，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世界其他地方的粮食就可以调拨到灾区去帮助灾民。饥荒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往往是政府设置了太多的障碍，让想救援的人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也让逃荒的人们无法离开家乡。
在埃塞俄比亚，信息、物资、人员三者的自由流通全部被阻断，造成了这次特大的饥荒。在死了上百万人之后，国内的反对声终于透过了重重阻碍，被门格斯图听见了。他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饥荒。
制止饥荒的方法是：将北方灾区的移民迁到南方的荒地上去。于是，在被阻止了很久不能离开家乡之后，北方的灾民们又突然被政府抓走，匆匆送往了南方。
他们到达南方后，被扔在荒地上，没有干净的水，没有住处，没有种子，没有工具，一切都是那么仓促，等于是把人扔在那儿等死。
杜尔格在饥荒中所表现出的残忍，让埃塞俄比亚人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政权。人们回想起当年杜尔格怎么批评皇帝时期的饥荒，再做一个对比，发现它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变本加厉了。杜尔格批评皇帝铺张浪费，不顾人民死活，但他自己同样大搞没用的工程，把救命钱都浪费掉了。杜尔格批评皇帝把饥荒隐藏起来，但隐藏更深的反而是它自己。
饥荒结束后，埃塞俄比亚的反抗势力突然间得到了加强，杜尔格的财政能力却已经减弱到了无法控制全局的地步。1987年，门格斯图解散了杜尔格，换汤不换药地建立了一个叫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政权，执政的还是同一批人。各地的反抗并没有停止。1991年，门格斯图终于倒台了。
门格斯图并没有因为他所犯下的屠杀罪行而受到惩罚。就在政权倒台的同时，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向门格斯图伸出了友谊之手，提供了避难权。当时的津巴布韦仍然是西方的宠儿，为了让穆加贝同意不驱逐白人，西方政权还在讨好着他。穆加贝收留一只丧家之犬，并不足以引起太多的反对。
门格斯图倒台后，人们找到了当年死去的皇帝的尸体，当地的基督教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一个规律：经过了太多灾难的民族容易变得温顺，带着一点怯懦和听天由命，但它们的生命力又非常顽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生存。
埃塞俄比亚人由于碰到过太多的波折，是非洲人中最有韧性的民族。只要和平一恢复，他们立刻擦干眼泪，开始建设新的生活。虽然仍然有无数的短板，但埃塞俄比亚的恢复速度也是惊人的。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援助的到位，首都的面貌在短期内已经出现了极大的改观；乡村仍然贫穷，却也不会轻易饿死人了。
在与当地人交谈时，我发现即便是穷人，也都带着逆来顺受的态度。他们总是告诉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比两个“救世主”时期好多了，虽然人们还是很难找到工作，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打工，但和平得来不易。政府只要给他们和平，不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这或许是两位“救世主”留给他们的最大遗产。
在整个非洲的行程中，埃塞俄比亚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国家。这里的人们为他们的历史而骄傲，为现在的贫穷而羞愧，但他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在新政府的带领下尽快地实行工业化。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也是多元的，从铁路、公路到工厂。为了吸引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前往，埃塞俄比亚还特别注重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打造成为整个非洲的中转站之一，埃塞俄比亚航空也是非洲最好的航空公司，起到了连接非洲与世界的作用。
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试验以悲剧告终，但在西非，另一场社会试验虽然也失败了，留下的遗产却并非纯粹是负面的。那儿的人们至今仍在怀念大地之子桑卡拉，或者可以称他为“非洲的切·格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