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散架的国家（一）

“这里二十年前才发生了大屠杀，难道如今真的变成了一片祥和？”在卢旺达城市吉塞尼，我带着疑惑向途中遇到的旅行伙伴提出这样的问题。

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事件。只有到了这里，才需要分清Massacre和Genocide这两个词的区别。所谓“Massacre”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大规模屠杀，只要发生了集体处决事件，死难者不管是几个人还是几十万人，都可以使用这个词。

Genocide却是一个新的词语，一战之后才被人们创造出来。Genocide是由希腊词首Geno和拉丁词尾Cide合成的，指的是以灭亡一个种族为目的的大屠杀。从规模上，Genocide通常也比Massacre更大，比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死难人数超过600万人。

除了德国二战时期的所作所为之外，世界上只有少数屠杀事件符合Genocide的定义，不幸的是，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卢旺达的Genocide，是两个兄弟民族之间拼死的搏杀，极为惨烈。

屠杀刚结束二十年，现在的卢旺达却成了非洲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它的经济增长迅速，政治和解进程也在稳步推进，人们认定它已经获得了新生。

可是，我又总在疑惑，二十年的时间足够完成这个重大的转变吗？卢旺达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身处于一个小饭馆。饭馆里显得和平、安宁，几名黑人正在吃饭，三个中国人坐在一个角落里，仿佛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气氛之中。

可是，不到半小时，当我们站起身准备付账时，一位黑人也站起来，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一把抢过一位四川小伙子手中的钞票，向外奔去——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抢劫。

我们三人尾随着他，眼看就要抓住了。他突然把手一扬，钞票像树叶一样飞散。我们只好停下来捡地上的钞票，等我们捡完了，才发现他只是把小额的钞票扔了出来，大额的都被他带走了。

几个当地人围上来安慰我们：“还好，你们只是丢了点钱。这是给你们提个醒，叫你们加强警惕。如果在离开卢旺达之前，你们提高了警惕没有发生其他意外，那这点钱就丢得值了。”

抢劫事件正好回答了我的疑问：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对于一个创伤如此严重的国家是远远不够的。

卢旺达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度之一。它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尸骸。

在旅行圣地基伍湖旁的小城基布耶，湖边的一座小山上风景如画，山顶有一座美丽的教堂建筑，会让游客以为来到了人间天堂。但在教堂前就竖着一座小型的纪念碑，碑旁放着几个人的头颅，告诉人们当年发生在这里的大屠杀。在不远处，还有墓地，里面埋葬着更多的受难者。

事实上，全国的基督教堂差不多都发生过类似的悲剧。屠杀发生时，受害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往教堂跑，以为这个神圣的地方可以庇护他们免遭于难，但许多人就在教堂被直接砍死。

在卢旺达中部，至今有一个教堂仍保持着屠杀的原貌，那些遇难者几乎铺满了教堂里、院子里的地面，如今早已变成了累累白骨。

但另一方面，人们的和解进程的确早已展开。由于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集体屠杀，这个民族里很大一部分平民也都参与了屠杀。如果想要和解，就必须宽恕这些曾经的杀人者；如果不宽恕，就会演化成另一次种族灭绝。如何做这个工作，也显示了现任政府的苦心。

和解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还牵扯到种族屠杀最根本的原因：种族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不光是卢旺达，世界上所有的种族冲突往往都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均匀。在非洲，资源争夺更是源于贫穷。让国家变得富强，把饼做大，是未来避免冲突的唯一方法。

卢旺达是怎样保证经济发展的呢？

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年里做了很多事情，但还有更多的事情没有做。作为非洲兄弟战争的代表，我们有必要围绕着卢旺达和非洲的种族竞争问题认真剖析一下。

这就进入了非洲最难以弥合的一个话题：如果仅仅是政治问题，那么和平会来得更加容易，可一个非洲国家一旦由殖民主义带来严重的民族不平衡，就必然产生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残酷的兄弟战争是殖民主义留给非洲的最大的负面遗产。

卢旺达悲剧的起点在哪里呢？答案出乎意料：在索马里。

2014年的索马里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地方，而2014年的索马里兰却钞票遍地。

非洲之角的索马里曾经是一片商业文明普及的土地，却因为战乱走向了解体。当地人民无法生存时，选择了铤而走险的海盗营生。于是，到了现代文明的21世纪，索马里海盗成了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存在。

当世界各国疲于应付索马里海盗时，我却在2014年来到了一个名叫索马里兰的地方。这里曾经是索马里的一部分，现在是一个自我宣称独立但世界上普遍不承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看到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

走在大街上，人们首先会被堆积如山的钞票所吸引。当中国史书记载明朝初年的钞票成灾时，曾经说，市场里堆满了成山的钞票，人们却连头也不回。我曾经以为这样的说法只是夸张，到了索马里兰却发现它竟真实存在。

在索马里兰“首都”哈尔格萨的中心市场以及附近的大街上，经常能在路边看到大堆的钞票。这里的人喜欢把当地的纸币一沓一沓垒起来，有的垒成正方体，有的垒成金字塔形。大的有一米见方，小的也有几十厘米高。

在中心市场的核心区域，这样的钞票堆竟然相邻着有十多个，人们甚至互相攀比，以堆大为荣。

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路边也总是会碰到这样的换钱商。他们显得很随意，总是愿意向好奇的客人展示。本地人却早已见怪不怪，连头都不回。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属于索马里。人们敢于把钞票堆在公众的视线之下，说明这里的安全状况很不错。但在外界看来，索马里兰与索马里一样，是极其危险的地方，是海盗所在地。

索马里兰之所以会出现钞票如山的情况，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钞票有两个特点：第一，索马里兰钞票的汇率很低，1美元可以轻松地兑换7000多索马里兰先令；第二，索马里兰钞票没有大面值的货币，最大面值是5000先令，但是市面上极其罕见，人们反而不敢使用，市面上铺天盖地的是500先令和1000先令两种面值的。其中1000先令也只不过相当于人民币不到1元钱。

这意味着，在中国，人们只用携带一张张粉红色钞票，但在索马里兰，必须携带如同砖头一样的一大摞钞票。如果将市场里最大换钱商的所有索马里兰先令兑换成美元，也许那一个巨大的金字塔换到的美元，拿在手里就可以轻松带走。

由于携带纸币太不方便，街头的小商贩们往往得专门预备一个车子放钱。比如，卖牛奶的小商人带着一小桶牛奶，在牛奶桶旁边却需要放一个很大的带着防护网的手推车，这个手推车里全是钱。

虽然索马里兰的金融秩序很不规范，人们生活得也很穷苦，但几乎所有索马里兰人都对我表示他们对生活很满意，原因在于：他们至少维持了和平与安定，不会因为战争而死去。他们东南边的索马里，仍然处于战争和恐怖袭击的状态中，人们随时会死。

在这里，我询问了几个人，关于索马里兰与索马里为什么会分裂的问题。

一位年长者告诉我：“索马里兰与索马里其实是一家，索马里兰之所以要分开，是因为我们无力保持整个索马里的和平，只好先自救，在索马里兰区域内保持稳定。”

既然是自救，那么索马里恢复稳定后，索马里兰还会回归吗？

这个问题由青年人来回答，但可惜的是，他们大部分都不愿意回去。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分裂的种子从西方入侵的那一天起就已经种下了。

在西方人入侵之前，索马里的政治状态是一种松散的部落制。这里的人们将自己称为索马里人，他们共同位于非洲之角，信奉伊斯兰教，与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相邻。他们的南方，是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以桑给巴尔岛为中心的穆斯林苏丹国。

在中国人的航海记事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木骨都束的地方，它就是现在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说明摩加迪沙在很早以前，就是“中国南方—太平洋—印度洋—印度—阿拉伯—红海—东非”这个海上贸易链条的一部分。

索马里虽然是松散的部落制，但在部落之上又组成了五个大的部族，它们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外来干扰，也许非洲之角的伊斯兰部族会向着逐渐凝聚成一个政治实体的目标而演进。

这个演进过程却因为欧洲人的到来而被打断了。由于索马里海岸的重要性，索马里地区被五个政治实体分割了。这五个政治实体是根据欧洲各国的占领情况划分的，与原来的五个部族并不重合。于是，大索马里地区碎片化了。

在北面海岸，现在的吉布提地区，被法国占领后称为法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的东面是英属索马里，也就是现在的索马里兰；英属索马里的东南，则是意属索马里，也就是现在的索马里。除此之外，索马里人还居住在更靠南的海岸部分，这一部分已经被英国人并入到了肯尼亚殖民地。而在不靠海的高原东部，有一块叫欧加登的地区，这里在历史上也曾是索马里人的居住地，却被并入到了埃塞俄比亚。

二战之后，英国人将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索马里。而剩下的三块，法属索马里成了独立国家吉布提，欧加登和南部则分别属于埃塞俄比亚和新独立的肯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