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强人倒台了
茉莉花革命从突尼斯开始，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除了突尼斯，还有非洲的利比亚、埃及，中东的叙利亚、也门等国家卷入其中。除了叙利亚，其余几国都推翻了原独裁政府，成立了新政权。除了这些出现了革命的国家，其余的君主制和独裁国家都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甚至扩张到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然而，正当人们为阿拉伯革命欢呼时，事情却骤然转向，向着人们始料未及的方向滑去。
亚洲的叙利亚陷入了血腥的内战，大量的难民铺天盖地向周边国家扩散，总统阿萨德仍然当政，反对派中的温和派已经边缘化，极端派正在酝酿成立恐怖的哈里发国家。
在也门，虽然原总统萨利赫被推翻，但随后建立的新政权并不得人心，还陷入了教派冲突之中。属于什叶派的宰德派穆斯林在伊朗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开展反政府的内战。而沙特领导的海湾国家则开始空袭也门，将也门内战推向了另一个高潮。2017年12月，正当人们以为原来的统治者萨利赫已经平安远离政治时，他却经受不住诱惑，加入了沙特阵营企图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最终被反对派杀害。
革命在非洲的影响，则是两名北非强人的倒台。
首先倒台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非洲，埃及一直是一个指路明灯式的国家。欧洲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全盘控制的殖民地，另一种则是当地代理人主导的保护国。埃及虽然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却拥有自己的国王，它甚至比保护国的地位都高一等。国王对于国内的掌控更强，只是因为债务问题，不得不听任英国控制了一部分外交和财政。
二战后，埃及也一直以两个领头羊自居：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和非洲的领头羊。
1953年，埃及军官纳赛尔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实现了完全独立。纳赛尔在革命上很有一套，但在治理国家上，却显得力不从心。
在独立时，为了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纳赛尔与英法等欧洲国家闹僵了，只能依靠苏联等东方国家。这导致埃及在经济上也实行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的经济逐渐僵化、倒退。在军事上，埃及也屡屡被以色列打败。
但由于纳赛尔一直保持着反对西方的姿态，使得他成了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英雄，直到他去世。
纳赛尔靠个人魅力来进行统治，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缺乏这样的魅力，只能靠强力来维持。
突尼斯革命爆发后，埃及人也立刻被唤醒，开始了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2011年，人们纷纷走向街头，通过游行逼迫穆巴拉克下台。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总统已经变得这么虚弱，穆巴拉克竟然无法应付抗议，他试图用武力镇压，但军队在革命的号召中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他在一片混乱中被赶下了台。
穆巴拉克下台后，革命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混乱的开始，而不是秩序的起点。
革命成功后，以军人为首组织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带有很大的诚意，决定组织制定新的宪法。当宪法通过后，再组织全民选举，过渡到民选政治。
但组织工作千头万绪，革命的群众又等不及了，军人政府只能在一片匆忙中，在2012年中期组织了大选。在两轮选举中，宗教保守势力穆斯林兄弟会推出的候选人穆尔西最终获得了多数票，击败了对手当选新埃及第一任民选总统。
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看来，民主选举就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但事实证明，民主选举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距离胜利还很遥远。
经过长期的高压统治，埃及缺乏合格的尊重民主规则的政治家，而社会也并不真的了解宪政的深层含义。这个缺陷在选举后被无限放大。
首先，那些参与革命的年轻人以为推翻了强权，民主就会自动产生。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街头运动上，在推翻穆巴拉克时居功至伟，但在随后的选举中却显得极其幼稚和被动。作为民主力量，他们本来应该结成更大的联盟参与选举，成为成熟的政治势力，然而庆祝胜利的青年们如一盘散沙，虽然组织了各个诉求不同的小团体，却无力参与全国的政治分配，迅速被边缘化了。
随着这些革命青年被边缘化，他们对政治变得更加不信任，虽然是他们参与投票选出了穆尔西，却缺乏建设性的容忍，随时可能改变立场发动另一场革命。
其次，在穆巴拉克政权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坏人，他们之中有许多懂得政治运作的治国人才，但这些人又和前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利用他们的长处，同时限制他们的不利倾向，是埃及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离开了他们，这个国家不可能正常运转，过于依靠他们，又会回到旧轨道。
然而，处于革命激情之中的人们并没有容忍的习惯，他们通过选举，简单地将旧政权的人排除在外。这就使得埃及社会中的许多精英分子无法参与到政权之中，他们对新政权阳奉阴违，使得社会经济迅速进入了混乱状态。
再次，当社会精英、革命青年都被排除在新政权之外时，另一个旧势力却乘虚而入，这个势力就是宗教保守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
所谓穆斯林兄弟会，是在20世纪前半期成立的一个宗教政治组织。它的目的是，恢复穆斯林的教法统治，回归到政教合一的状态。这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宪政是背道而驰的。不过穆斯林兄弟会并不极端，它主张通过参与现代政治，首先是进入议会，成为执政党，然后慢慢地修改宪法，逐渐达成目标，并不想采取暴力手段。
由于穆斯林兄弟会还是一个慈善团体，在埃及穷人中运营着从医疗到教育的大量慈善机构，这使得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政治真空中，立刻成了埃及政坛第一大势力，在选举中顺利上台。
上台之后的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想保持温和的立场，但它的终极目标与民主相悖，这个矛盾被放大。由于缺乏执政经验，穆尔西总统无法治理好埃及的经济，人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想加强权力，却立刻陷入了想搞独裁的指责中。最后，他又想通过回归伊斯兰教法统治来改造政治结构，却让人们担心埃及社会越来越倒退。
结果，上台才一年，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就陷入了危机。当初喜气洋洋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人们再次走上街头，要求穆尔西下台。
当军队首领、国防部长塞西发动政变时，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强人回归，因为在他们看来，强人至少能够带来稳定，人们的生活至少是确定的。
从整个过程来看，埃及的各个政治势力表现得都不合格。革命者根本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在重建伊始就被排挤走了。他们可以走上街头推翻政权，却不会走进议会建设政权。旧政权精英曾经有意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却由于人们的不信任，加之自己的惯性，发现还是回归原来的模式更省劲儿。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不懂经济建设，也缺乏执政能力，只想尽快实现宗教理想。
由于缺乏成熟的政治势力，埃及的失败并不意外，唯一的意外在于它失败得太快了，没有给庆祝革命胜利的人们留下接受失败的时间。
不过，当埃及人看一看旁边的利比亚时，仍然要庆幸自己是幸运的。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下台比穆巴拉克晚，但结局却悲惨得多。
在阿拉伯世界里，卡扎菲的名声没有纳赛尔响亮；但在非洲，卡扎菲的势头却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
利比亚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一战后成了意大利的殖民地。与它东西的邻国埃及和突尼斯不同，利比亚缺乏水源和河流，一直只是北非的小兄弟，没有当过带头大哥。它的国土也是由许多部落组成的，缺乏统一性，人们更习惯于对部落忠诚，而没有国家的概念。在这些部落之中，最重要的区域有三部分，分别是西面也是首都所在地的黎波里、东面的昔兰尼加，以及西南部的费赞。
1951年，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利比亚取得了独立。国际社会给利比亚设计的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由昔兰尼加的酋长伊德里斯担任国王。
1969年，一群青年军官模仿纳赛尔的做法，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国王。国王的倒台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这是因为利比亚人本来对国家就没有太多的感情，国王出自昔兰尼加，其余地方的人们更不喜欢他。
卡扎菲上校来自一个小地方苏尔特的贝都因人家庭，与这三个地方联系都不密切，反而让三个区域都可以接受。
纳赛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不断地利用自己的理想感染别人，但最终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是，纳赛尔手中的牌是有限的。埃及是一个复杂的大国，财政没有那么充裕，纳赛尔在做许多事情时有心无力。
但他的学生卡扎菲却是另一番情况，他花钱大手大脚，缺乏统一的目标，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就在他革命前后，利比亚恰好发现了大量的油田，这使得卡扎菲永远不缺钱。利比亚人口少，社会状况更加落后，卡扎菲的统治是典型的部落制统治，他就是全国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没有人反对，他可以动用全国的财力做他想做的事情。
结果，利比亚的卡扎菲立刻成了西方世界的眼中钉，以及非洲国家的超级英雄。
因为阿拉伯人的身份，他资助了全世界的反犹活动。除了针对犹太人，他还支持世界上各种反帝的活动。非洲国家的强人们大都能领到卡扎菲的经费。
卡扎菲除了支持了许多无用的项目，也有不少有用的。比如，阿明下台后，卡扎菲对于乌干达的支持并没有减少，直到他死后，乌干达人仍然在纪念他。
当他对外大把撒钱时，利比亚人民的生活却没有明显改善。这里远离现代文明，许多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宝贵的石油只属于领袖个人，与普通人无关，也谈不上改善他们的生活。
正是这种与国内利益的脱离，让卡扎菲看不到人民的诉求，而人民也不在乎领袖的高尚目标。
2011年，随着两个邻国发生了革命，利比亚也终于忍不住了。
只是，利比亚的革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不同，它带着深深的部落特征。与其说这是一场民主革命，不如说这是部落借助革命时机，反对卡扎菲的酋长式统治。
卡扎菲一直试图弥合利比亚的部落分歧，利用独裁强行让各个部落听话。在反对他的斗争中，各个部落首先想的不是联合，而是分裂。这或许是世界人民当初都没有想到的，他们只沉浸在了强人倒台的狂喜之中，却没有想到接下来怎样重建秩序。
如今，利比亚的革命已经过去了六年，然而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埃及等伊斯兰国家在东部支持昔兰尼加派，而欧美在首都的黎波里支持另一派，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也不断。
而最麻烦的就是，许多极端分子利用此机会占领了利比亚的沙漠地区，使得北非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又一个基地。
当革命在全世界制造了巨大的混乱时，革命的原发地突尼斯会变得怎样呢？它会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乱了套？
出乎意料的是，突尼斯却开始拒绝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