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
书院始于盛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宋统一全国后，战乱渐平，民生安定，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但经历唐末五代战乱，官学多遭废坏，书院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北宋书院多为民办学馆，建于山林僻幽之所，后经朝廷赐额、赐田、赐书等，逐渐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机构。书院聘请学者讲学，学生分斋习读，书院供给住宿、饮食，采用积分制考核学生优劣。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的书院大都是著名学者讲学聚居之地，有名的书院往往具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平。
北宋仁宗后，官学盛行，书院教育呈现出衰落趋势。南宋时期，由于朝廷大力提倡理学家讲学活动，书院又进入复兴阶段。北宋大部分著名书院得以恢复和重建，浙江、福建、安徽等地新建了大量书院，甚至连偏远地区，如黎州，也建了玉渊书院。同时，书院制度进一步完善，朱熹亲手拟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书院教育规范化的重要标志。理宗以后，随着程朱学派被官方正统化，各地官员纷纷仿效理学家建立书院，书院教育进入鼎盛时期。
两宋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书院，白鹿洞、应天府、岳麓、嵩阳，世称“北宋四大书院”。南宋比较有名的四大书院是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除此之外，石鼓、茅山、华林、雷塘等书院也是比较著名的书院。
（一）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下。唐代李渤及其兄李涉曾在此隐居苦读，养一白鹿跟随自娱，白鹿十分驯服，还能帮主人传递信件和物品。李渤被称为白鹿先生，其居住地也被称为白鹿洞，书院因此而得名。南唐升元年间于此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称“白鹿国庠”。宋太祖开宝九年于此建书院。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供士子学习。真宗咸平五年，重加修缮，并塑孔子及十大弟子像。孙琛在白鹿洞故址建学馆十余间，称为白鹿洞书堂。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重建书院，并亲定《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达到极盛。从唐末到宋初，在白鹿洞任教和就学的名人相当多，书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二）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内，原为名儒戚同文旧居。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曹诚在此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并将此学舍捐赠给政府，朝廷赐额“应天府书院”，由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主持。仁宗景祐二年，朝廷改书院为应天府官学，并给田十顷。著名的学者韦不伐、范仲淹、石曼卿、王洙等先后主持书院教席，四方学者辐辏其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钦宗靖康元年，书院毁于战火。
（三）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县西岳麓山下。唐末五代，僧人智睿曾在此办学。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建讲堂五间、书斋五十二间。真宗咸平二年，知州李允则又加扩充，学生达六十余人，赐予国子监印本九经等书。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岳麓书院”匾额。南宋后，书院被多次重修与扩建，张栻、陈傅良等曾撰《岳麓书院记》。光宗绍熙五年，朱熹任潭州知府，再次重建书院，并亲自到书院讲学。书院得到了官方的诸多支持，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岳麓书院在传播儒家思想、砥砺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南宋末年，元兵攻取潭州之时，书院师生誓死守城，死节者甚众，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四）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南麓，五代后周时建。宋太宗至道二年，朝廷赐其“太室书院”匾额，并赐印本九经等书。仁宗景祐二年官方重修了书院，并改其名为“嵩阳书院”，赐学田一顷。书院初建之时，影响颇大，程颢、程颐曾先后讲学于此，南宋时期渐渐无闻。
（五）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在今湖南省衡阳市北二里石鼓山下，旧为寻真观。唐宪宗时李宽曾读书于此。宋太宗至道三年李士真曾向郡守申请，在李宽秀才居住旧址，创建书院。仁宗景祐二年，朝廷赐其“石鼓书院”额匾。南宋理宗赐书院学田三百五十亩。
综观两宋的书院教育，在教学、管理等各方面都颇具特色。第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既有官府资助，也在民间筹集，学田收入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南宋先后三次增置学田，书院总共拥有学田一千八百七十亩。绍熙五年，官府一次拨给岳麓书院学田五十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而浙东一带的富庶地区，常有富人或巨商赞助书院，东阳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拨良田数百亩用于养士，其子孙后代先后设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这些私人捐款的书院内部设施十分完善，办学条件也很优越。
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领导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他们既是主要教学者，又是最高管理者，往往都由著名学者来担任。南宋时期，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内部设施的完善，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也相应增加，有讲书、堂录、堂宾、直学、讲宾、司计、掌书、掌祠等协助管理，其名目有十余种之多。书院教职人员人数的增加和分工管理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书院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是书院教学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现。
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都能前来听讲、求教。例如白鹿洞书院曾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并有专人负责招待。书院在教学人员上也不限于自身已有的教员，还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执教。
讲会是书院首创的重大教学和研究活动，与现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极为相似。首开讲会先河的是朱熹，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演讲的题目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会完毕，朱熹大为折服，遂将陆所讲内容刻石于院门，从而为不同学术流派的兼容并蓄树立了典范。鹅湖书院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史称“鹅湖之会”。在书院讲会期间，除了学者之间的辩论，学生也可以质疑问难。开办讲会，既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又促进不同思想的活跃和交流，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对两宋时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灵活开放的教学方式，为后来的教育工作者所借鉴。
第四，书院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在书院中，学生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独立思考，因而书院十分重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书院还要求学生提出疑问，慎思博文。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要学生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因此，书院的管理侧重于启发学生的上进心和自觉性，少有禁戒惩治的规章，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而少有衙门气，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总之，宋代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范围，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