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发展

（一）金石学

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出了一个专门的学科——金石学。“金”主要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古代铜器铭文中往往称为“吉金”。“石”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古代石刻有时又被称为“乐石”“嘉石”“贞石”。刻于铜器者称为金文，刻于石碑者称为石刻。

对金石的研究在我国早已出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录石刻六篇，将石刻资料修入史书。梁元帝萧绎集《碑英》一百卷，《四库提要》称之“为金石文字之祖”，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汉唐以来对金石文字的注意以及对古礼、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为金石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然而对金石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而用于历史研究，则是宋代的事情。

宋代涌现出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金石著作，保存了大批古器图形和金石刻辞，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建立了金石研究的一套方法，标志着金石学的确立。欧阳修长期搜集金石刻辞，前后积至千卷，为防止脱漏，于是编成《集古录》一书。此后，经过不断考订，又撰写跋尾四百余篇，分为十卷，成为流传下来最早的金石学专著。该书可以与史书、文集等文献资料相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他在《魏贾逵碑》跋尾中指出，《三国志》中所记贾逵被郭瑗所杀一事与碑文不符，颇为怀疑《三国志》的记载并不属实，并指出裴松之所注贾逵的享年亦与碑文相异，显示出该书在正误补缺方面的价值。

赵明诚《金石录》同样是宋代金石学确立时期的代表作。赵明诚是徽宗朝宰相赵挺之之子，他长期访求古器石刻，得金石铭刻二千种，于是模仿《集古录》的体例，撰《金石录》三十卷。该书前十卷按时间顺序排列目录，后二十卷为跋尾，共五百零二首。赵明诚很重视金石铭文的史料价值，其跋尾对于铭刻与正史不符之处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并对金石铭文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反映了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其妻李清照将该书进奉给朝廷，并在其后附上自己撰写的跋文，以浓郁的感情叙述了他们夫妇搜集金石文物的经过，为该书又增添了一抹亮色。清代学者李慈铭评论李清照的跋文：“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

南宋郑樵撰写《通志·二十略》，金石是其中之一。他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对当时人们对金石认识的一次总结：一方面，他强调金石之物“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指出了金石文物在考史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他阐述了金石之物在教育风化方面的作用，后代人通过金石文物，直接接触到古人的制作，等于直接受到古人的熏陶，感受到古人的风仪，就会得到感化。

郑樵《金石略》对金石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从《集古录》《金石录》到《金石略》，金石学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确立起其作为新兴专门学科的地位。

搜集金石、研究金石在宋代学者中已成为一种风尚，也留下了众多金石类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对金石铭文、图像进行考订的专著，如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二是对金文石刻进行辑录考释的金石目录，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隶续》等；三是对金石文字进行摹写、考释的专著，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的《钟鼎款识》等。

（二）考异、纠谬和刊误

考异是指考订诸书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求得事实的真相。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为了能够写出一部信史，专门撰写《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对事件的时间、地点、过程及人物的行为等进行广泛的考察，以说明对诸家学说去取的依据。在撰写史书的过程中，专门写出大部头的《考异》，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考异》博引诸书，或去或取，或诸书并存，不但使《资治通鉴》记事更加可信，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面貌。后人在考异方面的成就，多受司马光的影响。

纠谬是针对他人所撰史书指出其记载失实之处，代表作有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新唐书纠谬》共二十卷，按所举之谬误分类排比，分为二十门，如“以无为有”“似实而虚”“自相违舛”“官爵姓名谬误”“年月时世差互”之类。如卷二说“郑絪作相时事皆不实”，举出五条证据后，又列表编年附之于后，使读者一目了然。如是之类，对《新唐书》的讹误订正颇有助益。

刊误即修订、改正史书中不实之处。宋人对前史的刊误集中于《汉书》和《后汉书》。宋仁宗读《后汉书》时，发现书中将“垦田”的“垦”字错写成“恳”，于是命官刊正。刘攽在英宗时上《东汉刊误》四卷，举《后汉书》所记之误，于其下以按语的形式进行订正。如卷一“帝纪第一”开头引《光武帝纪》，“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其下书“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文意不足，盖以‘生’字当作‘子’字”。其他刊误著作还有余靖的《汉书刊误》，刘敞、刘攽、刘奉世的《三刘汉书标注》，吴仁杰的《两汉刊误补遗》等。

考异、纠谬、刊误都属于对史书、史实的考证，而提及考史，不能忽略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共二十卷，其中卷一一至卷一六专为考史。前五卷杂考历代史事，上起先秦，下迄南宋淳祐四年；最后一卷为专题，包括《汉河渠考》《历代田制考》《历代漕运考》《两汉崇儒考》等内容。宋末元初牟应龙称赞该书考订史事“辞约而明，理融而达”。

结语

宋代史学高度繁荣，是宋代文化发达的一个侧面。宋代诞生了众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著作，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修史制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完善。朝廷设置了起居院、日历所、国史院、实录院等多个机构负责修撰本朝的历史，留下了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翔实的历史记录。宋代有一套完整的记录历史的程序。首先史官编修起居注、时政记，然后将其按时间顺序编撰为日历，最后根据日历加工成国史。据记载，宋代的日历卷帙浩繁，一位皇帝在位期间的日历少则数百卷，多则上千卷。不过，宋代的皇帝有权审阅实录、国史等资料，史官的独立性大大降低，政治形势、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对史书的客观性造成一定影响。

宋代编纂了很多记述宋以前的历史的书籍。宋代统治者希望通过追索前朝的历史，探究兴亡治乱之道，指导当下的统治。宋代的君臣还希望发扬史书的褒贬功能，通过史书重建伦理规范，稳定统治秩序。因此，宋代十分重视编纂历史著作。通史方面，北宋前期，朝廷编修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四部大型的类书，其中包含很多历史方面的内容。北宋中期诞生了编年体通史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南宋郑樵的《通志》扩展了史志记载的内容和研究领域。此外，宋人十分关注唐和五代的历史。宋初，朝廷根据五代的实录等资料编修了《旧五代史》。北宋中叶，一些文人对既有的《唐书》《五代史》感到不满意，重修唐史和五代史，其成果就是欧阳修独立完成的《五代史记》和欧阳修、宋祁共同主编的《唐书》。

宋人对修撰当代史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其中最杰出的成果包括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些史家具备很多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用毕生的精力搜集资料、撰写史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其次，他们所参考的资料十分丰富。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时遵循“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不仅参考了北宋各朝的实录、国史等官方对历史的记载，还参考了大量私家的文集、奏议、行状等著述。徐梦莘参考的资料接近二百种之多。最后，他们注重对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订，在无法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时，在书中将种种叙述和观点全部保存下来。

历史著作的体裁得到发展和创新。袁枢将《资治通鉴》的内容划分为若干主题，在每一主题之下完整地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确立了纪事本末体。朱熹和赵师渊编著的《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史书。

宋代政府非常重视编修地方志。北宋朝廷编修了《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记载全国情况的总志。南宋时期，政府和私人都修撰了大量区域性的方志，留下了宋敏求的《长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等作品，为后人提供了很多细节性的内容。

金石、考证等史学的辅助学科从宋代开始兴盛。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出一个专门的学科——金石学。欧阳修、赵明诚等学者致力于对金石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集古录》《金石录》是宋代金石学的代表作。考史之学也在宋代进一步发展成熟，其代表作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