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从“土木”到“夺门”（一）
同父异母的兄弟
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已经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权力的平稳交接，但现实的权力过渡中，总有众多变化莫测的因素，从而让中国古代的皇位传递和皇室内部，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变数。同室操戈、祸起萧墙的现象屡见不鲜。
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历代皇子，数量上大都显得有些少。宣宗只有两个儿子。英宗朱祁镇，出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是宣宗的长子。按照《明史·英宗纪》的记载，朱祁镇的生母是孙贵妃。但根据明人王琦的《寓圃杂记》的记载，英宗的生母是宫中的纪氏，孙贵妃为了争夺皇后之位，把朱祁镇暗地抢了过来。明末官员黄景昉指出，这一说法是与英宗感情最为深厚的钱皇后亲口所说。可见，英宗大概率是一名普通宫女的儿子。
与英宗相比，他的弟弟朱祁钰，虽然身世清楚，是吴贤妃所生，但由于较晚出生，在名分上就相差很大了。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因此一直都打算安分守己地做个王爷。但没想到，上天会意外垂青于他，让他也能登上宝座。而更想不到的，应该是他最后的抱恨而终。
兄弟二人早期的关系，缺乏史料的直接记述。但从朱祁钰一直没有到自己的封地去，而是留在了北京，以及英宗北征时命朱祁钰居守这两点来看，英宗对这个弟弟应该是十分信任的。
临危受命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最初由于无法判断英宗是死是活，孙太后采取了临时措施，命郕王朱祁钰“暂总百官”。两日后，明廷获得了英宗尚在人世的消息，孙太后立英宗年仅2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一方面确保皇帝世系仍然在自己这一支，另一方面表明了虚位以待英宗回归的政治姿态。
但太子过于年幼，完全不具备理政的可能。孙太后碍于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制和张太皇太后故事，也不能垂帘听政。所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组成辅政集团代理朝政。辅政集团由郕王、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三人，分别作为皇族代表人、百官之首和资望老臣的代表，一同组成。
但局势的发展很快便超出了孙太后的控制。正统时期文官在宦官的长期压制下，所积攒的压抑、仇恨情绪，在国难背景下一举迸发出来，转化为铲除王振余党的政治行动。这一政治行动的高潮，便是捶杀马顺的政治事件。而郕府宫僚仪铭、王竑在这一事件中，积极推动郕王居中主持，清洗王振余党，借此树立了郕王在朝野的政治威望。
文官集团在捶杀马顺事件后，不仅清除了王振余党，而且对其他宫廷势力也形成了巨大威慑，一举扭转了在正统时期被压制的政治态势，并乘机控制朝政、振兴士大夫政治。对于未来君主的选择，他们也开始表达出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拥立郕王。文官集团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方面鉴于太子年幼，如果登基为帝，会造成主幼国疑的困难局面，不仅较难应对当时的国家危机，而且会在面对瓦剌挟英宗提出相关要求时，处于伦理的困境；另一方面，太子年幼即位，势必会重演正统故事，造成后宫、宦官势力的坐大，这对于长期受到宦官压制，刚刚与宦官发生正面冲突的文官集团而言，是值得警惕的。
文官集团之所以拥立郕王，不仅是因为成年君主更容易稳定朝野，有利于稳固国难背景下的朝廷局势，在面对英宗时，也有更多的伦理回旋空间；而且也因为郕王在清除王振余党的过程中，颇为顺应舆情人心，与文官集团有良好的合作，符合文官集团对于未来政治的规划和要求；而经此拥戴，郕王势必会重用文官集团，文官集团的地位必然会获得提升。
在这种考虑下，文官集团在并未获得孙太后诏书的情况下，便率先跑到郕王那里，表达了拥立的意愿。郕王最初表示拒绝，指出按照宗法制度，应该由皇太子即位。碍于这属于皇室内部事务，官员们一时不便表态，但于谦从国家大局出发，毅然表达出天下为公的政治立场：“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郕王最终表示同意。孙太后见政治舆论已经倒向了郕王，也只能下诏册立郕王为帝，是为景帝。但通过诏书内容来看，孙太后只是把郕王当成一个过渡皇帝。诏书指出皇统本在英宗一系，应由太子继承，景帝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代任其位，但不得改变皇统世系，死后仍须由太子继承帝位。
迎回英宗
在国难背景下，景帝励精图治，提拔、委任了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官员，恢复了朝堂议政，推动明朝政局转危为安，呈现出一派安定而有活力的景象。但另一方面，伴随景帝的上位，孙太后的权势大为跌落；受景帝倚重的官员群体的上位，使得宦官、锦衣卫，以及英宗时期受到重用的一批官员权势有所下降，乃至受到压制。他们一起构成了景泰朝的政治失落派，与景帝君臣隐然有对立之势。不过，景泰初年的政治分野，限于政治利益的争夺，较少涉及政治恩怨，故而只是若隐若现，并未明显地暴露出来。
伴随明朝政局日趋稳固，瓦剌鉴于扣留英宗毫无用处，如果将他送回，将来可能还会获得一些利益，于是主动联络明朝，表达了与明朝议和，送回英宗的意愿。但围绕是否迎回英宗，明朝内部发生了严重争执，景帝与文武官员产生了激烈冲突。
对于瓦剌放出的送回英宗的信息，文武群体显得十分亢奋，开始在朝堂之上，商议如何迎回英宗。而景帝显得并不高兴，这是由于他认为英宗回归，会给自己带来威胁。为了阻止此事，景帝授意宦官兴安对群臣进行威慑。兴安恐吓群臣说：“你们都在这里商量派遣使节，只怕瓦剌有诈，你们谁能像文天祥和富弼那样有胆量呢？”此时吏部尚书王直挺身而出，驳斥了兴安。王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曾是太子的辅政大臣之一，虽然时势已经完全变化，但他与太子之间的潜在关联还在。迎回英宗，能够巩固太子的储君地位，因此王直积极主张迎回英宗。
在朝野舆论之下，景帝无奈，只能派李实、罗绮前往瓦剌。景帝虽然在名义上派遣使节，但实际上在暗地里仍然力图阻挠这件事。这表现在他给也先的敕文中，并未写入迎回英宗的内容。也先接到敕书之后，认为明朝并未有迎回英宗之意，因此未送英宗回朝。
李实、罗绮回朝之后，面对文武群体的询问，无法隐瞒，告知群臣瓦剌确实有意送回英宗。这无疑掀起了迎回英宗的更大浪潮。以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文武官员开始联名上奏。文武官员鉴于景帝的冷淡态度，指出英宗回朝并不会形成政治威胁，从而宽慰景帝。
主张迎回英宗的文武官员，大体可分两类。一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政治伦理的影响之下，主张迎回英宗，以雪国耻，比如曾跟随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当时朝中元老重臣、武将之首的陈懋。二是在景泰时期，受到景帝系势力压制的政治失落派，尤其是太子系势力，比如表现得最为积极主动的王直；作为这一派系的一员，礼部尚书胡濙也十分关心英宗的安危。
在政治舆论压力之下，本来就对英宗回归充满忧虑的景帝，被进一步触发了敏感神经，在群臣面前率直地表达出心中的真实想法：“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景帝最终也未派人迎回英宗，只是派遣杨善出使瓦剌。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景帝的预料。景帝为人简单而率真，因此能够在“土木之变”发生后，委任文武官员，推动明朝政局走向稳定。但另一方面，景帝明显缺乏政治斗争所需要的心机和手腕，他既然在内心反对迎回英宗，完全可以延迟派遣李实等人。即使派遣李实等人出使，景帝也可以暗地告诫，禁止他在朝堂之上散播瓦剌愿意送回英宗的消息。但景帝一直都未采取这些手段，任由事件的发展逐渐脱离自己的控制。而在文武官员的反对声浪之中，景帝更不应直接出面，与群臣辩论，这无疑会极大地损害他的政治形象。此外，景帝做的另外一个错误选择，便是草率地派遣杨善出使，而对杨善的政治立场并未加以核实。
杨善其实属于英宗系政治势力。正统时期，杨善便曾亲附王振。景泰时期，杨善曾在公共场合表达过对于英宗的思念之情。虽然所接受的出使任务中并未有迎回英宗的内容，但杨善其实在出发之前，已将迎回英宗作为最大目的，为此他散掉家财，购买了许多礼物，作为馈赠瓦剌之用。也先认为英宗已无利用价值，于是便让英宗跟随杨善一同回朝。
可见，景帝在迎回英宗之事上一再失策，一步步将自己推到绝境。在当时大部分官员眼中，迎回英宗是一雪“土木之变”国难之耻的政治象征，故而是朝野舆论的大势所趋。景帝出于私心，并未很好地对此进行处理，而是完全站在了政治舆论的反面，加之缺乏心机和手腕，最终处于被动地位。而在政治舆论压力之下，景帝系文官集团并未公开站出来，与其他文武官员为敌，但长期的沉默，仍让他们与其他文武群体形成了一道政治界限。景泰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的分野，隐然出现。
兄弟反目
英宗回朝之后，便被景帝送往南宫，与外界的往来被严格禁止。英宗“在幽闭之中，至穴墙以通饮食，势同狴牢”。对于英宗的遭遇，胡濙十分同情，请求允许文武官员在春节和英宗生日的时候进行朝拜，却被景帝所拒绝。有藩王从亲情出发，请求朝拜英宗，景帝也加以拒绝。甚至对于孙太后的探视，景帝也设置障碍，导致孙太后在探视几次之后，非常知趣地不再前往。英宗既然居住在南宫，家眷相应也随之迁往，由于南宫防范甚严，英宗一家人的生活窘迫而压抑，甚至需要英宗的皇后钱氏亲自做女红向外贩卖，才能维持生存。宦官也对英宗冷眼相待，甚至有出言讥讽者；英宗生病之时，请求医药也有不应者。不过，景帝虽将英宗幽禁，却仍存兄弟之情，并不同意彻底锁锢南宫，也不同意对英宗进一步加强监管。这导致防范措施存在疏漏，英宗与外界仍存在一定联系。比如阁臣高谷便曾暗中照顾英宗，文武官员也有通过宦官与英宗书信交流者。
景帝不仅幽禁英宗，而且逐渐背弃与孙太后之间的约定，开始谋求将皇统世系转移到本支，废除了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他最先向皇后汪氏表露了这一愿望，但汪氏表示反对。汪氏之所以不愿意改立太子，可能是由于朱见济并非她所亲生。但在景帝的坚持之下，景泰三年，太子朱见深被废为沂王，朱见济成为新的太子。不过，与对英宗的态度相似，景帝虽然废除了朱见深，但对他仍然心存温情，并未让他之国，而是仍然留居京城。对此，朱见深心中也有感念，即位之初，就恢复了被英宗革除的景帝帝号。
围绕安置英宗、废黜太子这些问题，景帝与文武官员又产生了多次冲突。为压制舆论，景帝甚至对谏言者采取廷杖之刑，御史钟同被杖死，礼部仪制郎中章纶重伤。朝廷内外对于景帝开始滋生出明显的不满和怨愤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