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王阳明与马丁·路德（二）
龙场悟道
虽然人类渴望幸福，但困难始终伴随人生。幸福的彼岸虽然吸引着人们不断前行，但途中所经历的困难更能激发人们的斗志。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对历史上的英雄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决定历史的英雄们在成功之前，都遭遇过巨大的困难，为克服困难而进行的退思和内省，进一步激发出更大的思想力量，最终推动英雄走上历史的前台。而王阳明在龙场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道理。
在被贬谪之前，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不仅十分散乱，而且充满矛盾。这一时期，他还只是一位儒学思想的接受者，而不是发明者。在贵州偏远的连绵群山之中，他远离了他所熟悉的江浙繁华和官场喧嚣，与世俗社会愈加疏离，从而得以沉淀与思索，最终将之前所学所思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便是“王学”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领悟到理向心求，心若自足便不假外求的道理，从而将自己从人生的巨大挫折中解脱出来。这一观点与朱熹倡导的心、理二分，以心求理不同，王阳明认为心便是理，理便是心，知行合一，从而将理学从外在追求转为内在诉求，因此，“王学”属于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一理念有助于缓解正德时期士人群体在政治打压之下的内在挣扎，帮助他们求得心灵的安宁和解脱，以更为释然的心态面对政治和社会。三年之间，王阳明在龙场不断招收弟子，“王学”开始逐渐形成。三年后，王阳明离开了龙场，不断升迁，但龙场的这段经历成为他构建自身学说，也即“立言”的重要转折点。
“三不朽”的实现
兵部尚书王琼虽依附宦官集团，但颇有才干。正德十一年八月，他发现王阳明有济世之才，便举荐王阳明充任南赣巡抚，弹压那里多次叛乱的边疆族群。南赣地处江西、湖广、福建、广东之间，山岭崎岖，地形复杂，王阳明到任之后，改革兵制，在当地向导引领之下，连破四十余寨，斩首七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稳固了明朝对南方边疆的统治。王阳明在南赣一边用兵，一边讲学，向众多门生传播王学之理。在他看来，通晓儒学真义比用兵平叛更为艰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次年，王琼觉察到宁王朱宸濠有反叛之意，于是升任王阳明为汀赣提督，赋予其更大兵权，从而在江西设下了一支伏兵。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发动叛乱，王阳明得知消息之后，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伪造兵部公文，诡称已经调集各路兵马围攻朱宸濠的老巢南昌；同时王阳明又使用反间计，分化叛军内部之间的关系。受到王阳明一系列行动的影响，朱宸濠迟迟未敢离开南昌，十余天后才开始进攻安庆。而王阳明趁南昌空虚，攻破此城，并与回师救援的朱宸濠交战，取得胜利，迅速平灭了叛乱。与旷日持久的“靖难之役”相比，王阳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堪称丰功伟绩，因此被封为新建伯。
一般儒士能够通过修身以立德，在官场上取得成绩以立功，创建学说以立言，但很少能三者兼备，而王阳明便实现了这一点，堪称完美。历经诸多兵乱之后，王阳明的王学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这集中在他所提出的“致良知”理论上，即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良知，人人心中皆有良知，而知行合一便是将良知推广到其他事物之上，从而实现儒家理想世界。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明世宗即位后，王阳明居丧回乡。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对明后期历史影响甚大的“大礼议”，与王阳明思想主张相同的众多好友或门生，都加入“大礼议”中，用王学反对以阁臣杨廷和为首的朝臣所主张的程朱理学，官僚集团内部开始急剧分裂，明后期党争由此开启。虽然江湖处处有王阳明的传说，但他还是决定远离江湖。王阳明对于这场政治纷争，一直保持着远离态度，即使议礼中人请他发表意见，他也明确表示拒绝。他对于这种政治斗争十分反感，认为朝廷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已经危机四伏的时局上。为此王阳明写诗道：“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家居无事，王阳明继续收徒讲学，并进一步发展、完善王学，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嘉靖六年，明世宗征召王阳明总督两广军务。王阳明在这一地区，采取剿、抚两种措施，先后平定思恩、田州、八寨、断藤峡的叛乱，并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明朝对于西南边疆的直接控制。
嘉靖七年，王阳明肺病加剧，上疏朝廷请求辞官。对此，明世宗未有批复，王阳明于是径直回朝，在归途之中去世。弥留之际，弟子询问他的遗言，王阳明回答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未接到朝廷命令而擅离职守，让世宗十分生气，吏部尚书桂萼上疏弹劾王阳明，认为王学是颠覆程朱理学的“邪说”。世宗于是将王学定性为“伪学”，禁止传播。但嘉靖、隆庆时期，王门弟子仍不断传播王学，并在隆庆时期成功为王阳明平反昭雪。万历时期，在王门弟子的推动下，王阳明成功被列入陪祀孔庙之列，王阳明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由此得以完全确立。
回顾王阳明的一生，他一直在思想、政治领域与社会主流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得以维持独立的思想，去创建学说、建立事功，得以实现儒家“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成为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位完美人物。
王阳明与马丁·路德
王阳明并不孤单，在同一时代的西欧，出现了一位与他颇为相似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王阳明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享年57岁。马丁·路德生于1483年，卒于1546年，享年63岁。二人属于同一时代，年龄亦相差不多。
马丁·路德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倡导者，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诸圣堂门前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又称《九十五条论纲》），批评基督教会售卖赎罪券的行为，指出人只有虔诚信仰上帝，才能获得上帝的宽恕。可见，马丁·路德与王阳明一样，都主张个人信仰，反对外在束缚。二人在东西方世界的交相辉映，反映出伴随近代世界的历史狂潮缓缓拉开序幕，暴风雨来临前的历史气息，感染到了相隔遥远的不同文明。一些有识之士在这一时代大潮席卷之前，已受到深深的触动，于是奋而挑战原有的思想体系。王阳明和马丁·路德分别掀起了儒学革新和宗教改革的历史潮流，举起了个人主义的思想大旗，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平民地位的上升，对此后东西方的思想领域影响深远，堪称早期近代暴风骤雨中，引领东西方文明走向未来的双子星。
耐人寻味的是，二人所发动的这场思想革命，对于中华文明和西欧文明的历史影响，最终大相径庭。在中国，程朱理学很快收复失地，仍然是明清时期的正统意识形态，使得中国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国家形态。而在西欧，新教对天主教发起越来越有力的挑战，最终催生出资本主义革命，西欧由此掀起了近代化的世界浪潮，对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形成巨大的历史冲击。
这种历史差异，源于近代世界开启之时，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氛围和文明土壤。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潮流十分契合，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教会神权的政治工具，发挥出重大的社会影响。与之不同，在明代中国十分浓厚的传统氛围之中，阳明心学的历史影响仅限于思想领域的变革和社会领域的变动，并未对国家体制构成冲击。
但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战争，使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战争连绵、动荡不安、政权分裂的状态。与之相比，阳明心学掀起的些许浪花，并未引起巨大的时代波澜，明朝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局面。而历史走到今天，伴随西欧的逐渐衰退，中国的强势崛起，似乎一切又可以有新的解读。纵观数百年的世界近代史，风云跌宕，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