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序 大年生存史观中的个人（1）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即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

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

若干年后看，张远山先生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可能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一件大事。但在今天，这部著作是以报摊图书的样式出现，而市场江湖的存在又非时髦、流行，因为它印着“纪念庄子逝世2300周年”的庄严广告。这几乎是庄子“材与不材”的散木象征，又是鲁迅的横站意象。

历史上有很多人格、精神、产品……被掩没的现象。陶渊明在其当时人眼里，只是二三流的诗人，《诗品》的作者把他列为中品；六七百年后，到了宋代，陶渊明才真正跻身一流诗人的序列。直到今天，墨子这样的思想家、冯梦龙这样的作家仍是被大大低估的人物。历史的接受之路并不平直，而是曲成万物。指望一个时代的主流知识界或市井文化给民族历史巨大的精神个体以公正的待遇，本身并不公正。因为这些精神个体之阔大多与民族集体意识的惰性、狭隘形成反差。

对我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丰沛的存在而言，老子、庄子一类的道家学派人物的被低估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它反证中国文化在最近的两千年间为儒法等精神趣味绑架。中国精神至今未能走出秦汉之制的阴影，而超迈三代，将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清一”、“汇通”，催生出日新又新的文明。

出于对庄子的兴趣、发现，张远山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事他的“庄子工程”。自2008年起，《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先后问世，最近的成果，则是这部《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这样的工作本身即是当代社会的奇观。在当代社会流行成功流行小康等等的“镀金时代”，远山先生以一己之力，以自由作家之身，寂寞地为庄子作注、平反、作传，既是时代的奇观，也是我们汉语世界真正的安慰。

《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以编年史体和章回体来写历史和人物，逐年叙述战国史事和庄子生平。从中可见作者的功力之深厚，传统叙事在他笔下得心应手，而人物风貌亦旧亦新，跟我们相通。未来的研究者，将会比较这部作品跟司马迁人物纪传的关系，将会比较作者语言风格跟金庸小说风格的区别。

这部作品的创新显而易见。战国时代变迁与庄子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时代的风云与历史人物们的表现，新的变化与思想家们的应对，以及人物的悲欢离合的细节……栩栩如生。它还原了战国时代，使《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春秋》、《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献鲜活起来，经典真正还原为历史叙事。

作品里叙写了不少人的丑陋、罪恶，也写了不少人的思考，读来令人拍案。由于秦国吞并巴蜀，有了粮草接济，东方战争的形态发生变化，不必春耕秋战，而能连年久战了。由于春秋以来的战争加剧，到战国动辄“斩首”上万，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在对人性的思考中不再停留在孔子“乱臣贼子”阶段，而开始质疑人性本身的善恶。而像匡章那样的人开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后来为了保家卫国，一步步走入庙堂，前后判若两人，也成为当时人思考的对象，说明“庙堂争权夺利毫无底线，乃是逆淘汰的大染缸”……这些现象都为作者捕捉到，并写进了作品。

历史的发展当然重要，但在作者笔下，它已经更多地属于背景，真正烘托的，是时代一流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甚至儒墨的争竞也多属于背景，作者着力叙述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在孟子的义利之辨外，在墨家巨子的变异之外，道家人物冷眼旁观世道人心，而活出了尊严。这个尊严，即是书中一再称赞的“真德”。在时代社会的热闹之外，作者高扬了人的尊严。

这种尊严，是还原，又是追认。即在春秋战国泥沙俱下中，在人命如草芥中，在处处有篡改、歪曲中，庄子们葆全了人性的真。在君臣父子快成为天经地义的罗网里，庄子们活出了自由，自适其适，活出了尊严。这一尊严在后来两千年大盗、乡愿合谋的中国生活中，尤其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求做奴隶而不得以及暂时做稳了奴隶位置的两种生存中，仍有第三种生存，有人性的真实美好。

这种尊严感，无疑更是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显然，《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跟当下的戏说历史著作判然有别，也跟知识界的影射写作判然有别。戏说历史者在市井求利，影射写作者在主流求名。无论是证明儒教宪政主义，还是证明道家自由主义，都不过是挟自以为是的“知识正确”去裁剪先人著作。更不用说，那些借古人名头说事的历史小说、通俗历史，他们都以今人之心去轻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