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绵千年的五帝时代
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如前文所述，中华文化大约从一万年前起步，那是文明的探路阶段。探路阶段是漫长的，可以说这一“探”就是五千多年。其间特色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出现了许多属于文明范畴的新要素。如陶的发明和制陶业的发展，原始村落的形成和定居生活的实现，原始农业的萌生和神农氏时代的到来，人们从聚族而居到城市雏形的应运而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出现，等等。这些崭新的要素，为中国社会正式跨进文明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二是中华文明散漫、多元化的并进状态。过去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后来扩展为黄河、长江“两河文明”，现在看来，那是不太确切的。考古发掘告诉人们，中华文明是多源的，不是单源的。从距今一万年到距今五千年的漫长跋涉中，从塞外到岭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从四川盆地到蒙古草原，我们的祖先“各美其美”地走向文明之路。许多地方的文明的先进程度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三是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按照《史记》的说法，黄帝时代已“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的观念渐次形成了。
中华文明的发源问题，本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却借此做起文章来。外国某社的《中国的历史》别有用心地说：“生成于黄河下游的文明，是中国的起点，在大元厄鲁思出现之前，中国是‘小中国’。”这显然是包藏祸心的。“中国”这一概念从来不是指“黄河下游”，而是指更广泛的地域。经过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约半个世纪的考察和研究，学者们证明了长江下游一带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进入成熟的文明发展状态，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多源性和广阔性。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力地证明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源于“大中国”的南北东西各地，而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小中国”。
我们说的“五帝时代”，是通过战争和社会治理手段打通地域隔阂的时代，是树立时代“英雄”以掌控全局的时代，是以新的“天下”观开阔世人眼界的时代。
有学者把“五帝时代”定义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那也是可以的。前面一万年到五千年是起步，是探路。到了五帝这个“英雄时代”，尤其是黄帝时代，“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既然是“人文始祖”，说他的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
“五帝”指的是哪五帝？对此，说法历来不一。有的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有的说是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有的说是少皞、颛顼、帝喾、尧、舜，还有的说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在《庄子》一书中，关于上古时代的古帝一下举了十多个！这些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其实，“五帝”并不一定是一种实指，只要记住那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公有制的氏族社会走向私有制的阶级社会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时代符号就可以了。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已看出“五帝”不一定就是确切地指具体的五个称帝的人，而是由五个时间段叠加成的一个时代的符号。荀子在《非相篇》中就说过，表面看来好像五帝时代除了他们五人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贤人了，那是因为时代太久远的缘故，在那个时间段里，英雄好汉还多着呢！现在看来，五帝值得夸耀的政绩没有多少留存下来，那也是因为时代太久远而不易流传的缘故。荀子说的是对的，事实上，“五帝”只是个时代的符号，当时可能有更多被称为“帝”的人，只是被后来厚重的历史尘埃湮没了。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很多学者都称述“五帝”，可五帝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难以记清，《尚书》只记载了尧以来的史实，而各家所叙说的黄帝，由于文字简略又不规范，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明白。但司马迁明白指出“其所表见皆不虚”（《史记·五帝本纪》）。
根据文献记载，“五帝时代”可能是文字、青铜、城市、礼仪的生成期，应是通过战争手段造就时代大英雄的时期，应该是产生“天下共主”的伟大时代，也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它应该有一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它的第一个千年就是“五帝时代”。
在考古学上，与五帝时代相对应的是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四川的三星堆文化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时，“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五帝时代就是这样的“英雄时代”。
在五帝时代，先是“万国”争雄。有很多氏族和部落集团，也有很多英雄。为了打败对手，英雄与英雄之间既联合又斗争，最后形成若干个部落联盟集团，出现了若干个大英雄。从史书上看，这些大英雄中最著名的有炎帝、黄帝、颛顼、共工，还有偏安西南的古蜀国国君等。
有一种传说认为黄帝与炎帝这两个大英雄原是血脉相通的兄弟。两人的父亲少典相传是上古帝王，娶有蟜氏，生下了黄帝、炎帝两人。两人成人后，分别成为各自部落的首领。黄帝轩辕氏在今陕西的岐山一带活动，炎帝神农氏则统治着渭水一带。后来两人都向东发展，在中原，黄帝活动地带偏黄河北面，炎帝活动地带偏黄河南面，并兼有山东一带。山东原是东夷集团的地盘，哪容得了炎帝势力进入？于是就有了炎帝与东夷族首领蚩尤间的战争。据传蚩尤兵多将广，武器先进，把炎帝打了个落花流水。炎帝势弱，不得不退出山东，固守黄河中游的南部地区。落败的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率领各部族的联军，与蚩尤长期作战，双方各有胜负。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反映出蚩尤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做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
终于决定性的战役到来了，这就是著名的“涿鹿之战”。这场战斗非常激烈。从一些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战争中天气条件对战况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据传黄帝一方居然已经发明了“指南车”冲出大雾。若属实，这可是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啊！最后，黄帝毕其功于一役，在冀中地区打败东夷，并杀了蚩尤。
黄帝杀蚩尤后，控制了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就与同样想在中原发展的炎帝集团发生了矛盾，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除了有精兵强将，还派出以“熊罴貔貅䝙虎”等猛兽为图腾的部落助阵，“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集团不得不退居长江中游地区。
黄帝因在对外抗御和对内兼并的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中原各族共祖的地位。
据《史记》记载，最后的胜利者黄帝成了“天下共主”，成了“人文始祖”，“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能出现“万国和”这样的局面是不容易的。五帝时代的战争，已经从原始部落间争夺食物、地盘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争夺“天下共主”地位的阶段。但是，战争虽可解决谁是“天下共主”的问题，能不能坐稳“共主”的“宝座”，关键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建设。《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炎黄大战时，黄帝“治五气，蓺五种”，可看作是黄帝打仗的同时重视调治水土以发展种植业——这可是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黄帝最终能“抚万民，度四方”，这一定也是重要的原因。五帝时代的特色不在于英雄们的拼死争斗，而在于谁能在这个由原始氏族制度解体到国家建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抢得先机。
从政治角度看，五帝时代的一千年，大致上有三个阶段，而三个阶段又大致上各占约三百年，可谓是“各领风骚三百年”了。
第一阶段是黄帝阶段，也就是黄帝族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段，时间上大约是三百年。这不是笔者凭空想出来的，在古代文献上有“黄帝三百年”的说法。在这三百多年中，也许有多个被称为“黄帝”的首领站出来主导社会。黄帝族打败了夷人的蚩尤集团，打败了姜姓的炎帝集团，登上了天下的最高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史记·五帝本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天子”的名号，而且是诸侯们“咸尊”的。有了“天子”这个尊号后，黄帝就进行了两项建设：一是“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二是“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五帝本纪》）第一项是中央机构的建设，根据人名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其机构内的选拔对象有着很高的标准：要雷厉风行的人，要全力以赴的人，要敢于为天下先的人，要胸怀大志的人。第二项是地方监察机构的建设，对地方的那些英雄们进行必要的监察。这些举措效果很好，促成“万国和”。
第二阶段是颛顼、帝喾阶段。在《史记》中为了强化“天下一统”观念，说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这是没有多少依据的，也是司马迁的一种牵强附会。不过其中也透出这样一个信息，从黄帝到帝喾，中间间隔了好几代。当时，神州大地上开始进入大洪灾时期，这样，历来以治水闻名的共工氏的地位一下提高了，出现了“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淮南子·天文训》）的现象。后来共工还“与高辛争为帝”（《淮南子·原道训》）。可能是共工氏只想争权夺利，没有把精力放在治水上，因此失去了民众，也失去了争帝位的资格，“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淮南子·兵略训》）。
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颛顼时代进行了一次具有政治色彩的宗教改革。在颛顼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人人可以通神、人人可以为巫的观念。颛顼把天子的职位与巫师的神职集于自己一身，认为只有天子才可通天、通神。为了使通天之职专业化，他设了“黎”“重”两职。“黎”负责搜集和传达民间的请求，“重”负责代表天子把民间的请求传达给上帝、天神。这种政治和巫术的联姻，加速了国家建设的进程。
第三阶段是尧帝和舜帝阶段，大致上也有三百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是洪水泛滥的高峰期，也是治水经验的成熟期和成功期。共工的早期治水虽然有一些成效，但由于方法不对，力度又不够，因此被排斥在了治水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外。经过共工、鲧、禹几代人的努力，华夏子民终于渡过了这一大劫难。治水的成功加速了社会领导人权威的提升，加速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阶级社会的形成和王权体制的建立已经呼之欲出了。
北方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南方的良渚文化时期，都是与中国古籍中的五帝时期相契合的。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的一千多座墓葬中，大型墓不足百分之一，墓主人都是男性，随葬品多达二百余件，有精美的彩绘木器、陶器，还有不少礼器。有些墓葬则惨不忍睹，非但没有任何随葬品，有的死者还是被刀砍死的，有的甚至是被砍头后剥了皮随意扔在坑里的，这被一些史家称之为文明诞生时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