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禹之功为大”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舜帝时代，可能已建立起了严格而正规的考核制度，“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史记·五帝本纪》），规定对上层社会人士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决定该降级的降级，该提升的提升，该疏远的疏远，该亲近的亲近。考核是公平的，促使一切事业都兴旺发达起来了。
禹是个特例。
禹太忙了。十三年间，他无暇顾及回到帝都接受三年一次的惯例考核。在这点上，舜认可了他。可以说，自上而下，大家都觉得禹是个信得过的人。等洪水治平了，他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帝都，迎接他的是同二十一位中央级的官员一起接受考核。
《史记·五帝本纪》中粗略地记录下了这次考核的结论。总体上有一个结论，叫作“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即：这二十二位中央级大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论。
接着是对每个人进行点评。
皋陶是分管刑法的。他办案还是公正的，因此百姓对他的判决能够心服口服。
伯夷是主持礼仪的。在他的教育下，天下的人都能谦让有礼。
垂是主理工程的。检查下来，每一项大的工程都完成得不错。
益是主理虞政的。山陵、湖泊、河流的日常事务都归他管，这些年，林业、渔业都有了发展，这份功劳归他。
弃是主持农业生产的，百谷丰茂，这就是大功劳了。
契担任司徒，是主管教化的。百官都亲善和睦，说明他的工作也做到位了。
龙是主持接待宾客及外交事务的，远人归附，九州之内无人敢邪僻违命。
看来，舜帝主持下的考核不是走过场，而是要一个一个地“过堂”，对每个人的工作成绩都要有实实在在的结论。
最后轮到禹了。
气氛分外热烈，与会的每个人都发表了见解，最后是舜的总结性的点评，他用了这样六个字来形容禹的功绩：“唯禹之功为大。”
意思是说，二十二位大员的功劳都是很大的，但是比较起来，只有禹的功劳是最大、最突出的。
那么，“唯禹之功为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功：“平治水土”。当年舜委禹以重任时就叮嘱他：“汝平水土，维是勉哉。”其意思是说，你的主要任务是治理水土，你要勤勉地做的重点就是这件事。舜说出了当时华夏大地上千万民众的心声。大禹有鉴于其父治水无功而被流放的教训，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外劳累奔波了十三年，就是从家门口路过都不敢进去探望、关照一下妻儿。他身先士卒，亲自用测量工具为水土整治工程划线定位。“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史记·五帝本纪》）对此，《淮南子·修务训》概括评说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
这是千秋万代的伟业，也是泽及子孙后代的大功。大约一千五百年以后，周景王的一位特使刘定公在会见赵文子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左传·昭公元年》）。这段话意思是：大禹的功绩真是辉煌伟大啊，他的伟大德行定能流传万古。要是没有禹，我们这些人大约都变成鱼了吧！我们现在能戴着礼帽，穿着礼服，治理民众，这都是倚仗禹的力量。你何不继承禹的功德，去好好维护民众的利益呢？
第二功：“尽力乎沟洫”，即大搞农田水利。大禹疏导洪水入海以后，很快把治水的重点转到修建农田沟渠上。其实，大禹的治水过程本身就蕴含有农田水利的因素。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这是中国古今不易之理。大禹深明此理，他在黄河流域治水的时候，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治平洪水上，而到了长江以南治理的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又深入了一步，即注重农田水利，排除涝水，开辟良田。他总是一手抓治水，一手抓水利，力求把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索和实践，大禹又发明了“区”这个既蕴含治水系统，又囊括农田水利的新的人类社会生存模式。有学者认为：“区是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形式之一，是蓄水工程的先驱和古代堤防工程的演进。”这样的农田水利模式一直沿袭至今，也逐渐从长江流域扩展到黄河流域，甚至更为广泛的地域。
第三功：“划为九州”。大禹在治水胜利后，将天下“划为九州”。对此，史籍上有不少记载。如《山海经·海内经》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史记·夏本纪》说：“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这就是说，禹开发九州土地，疏导九条河道，修治九个大湖，测量九座大山。他让益给民众分发稻种，种植在低洼潮湿的土地上。又让后稷赈济吃粮艰难的民众。粮食匮乏时，就让一些地区把余粮调剂给缺粮地区，以便使各地都能有粮食吃。禹一边行进，一边考察各地的物产情况。他考察了各地的山川地形，以便弄清各地朝贡时交通是否方便。他这番作为至少有两大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是方便朝贡。他既考虑到当地可交的朝贡物品，又考虑到交纳贡物的运输路线。理清了山川资源的分布家底，使各地都能按照物产实力上缴相应的税赋，而不能有所隐瞒和遗漏。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极大提高，国富民安，社会稳定有序，四海之内都服从大禹的领导。后人也看清楚了划定九州的重要作用，《汉书·食货志》有载：“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万国作乂。”另一方面是便于粮食调剂，解决粮食匮乏之地的“少食”困难。这是大禹厚生思想之体现，值得一书。
应该说，大禹关注民生的措施是很实在的。“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史记·夏本纪》），这可是个好办法。物品，尤其是食品，那样匮乏，怎么办？就临时实行类似“配给”的调拨制度吧。粮食多的地区，你该拿一点儿出来，粮食少的由组织补一点儿。“调有余补不足”正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有的地方被洪水冲得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地方一时也住不得了，就集体搬迁，到更适合的地方去建设新家园。
禹还鼓励民众生产自救，不能把治理水患与农田生产绝然分开来，应该一边治水一边生产。“益予众庶稻”，这是一个大动作。益是一个有经验的实践家，禹就与益联手在一些治水已经取得成功的地方播种稻谷，种植成功以后再推广。稻是南方的食粮，后来推广到了北方，打破了自古亦然的南稻北粟的传统格局。
禹还号召人们寻找“鲜食”解一时之难。洪水之灾使大片的田园荒芜了，却给飞禽走兽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和繁衍条件。禹号召有余力的民众上山擒兽，下河捕鱼，猎取飞鸟，这些“鲜食”也可让人们渡过难关。
围海造田也是一大出路。研究表明，当时延续那么长时间的大洪灾是一次遍及全国的大海侵。到大禹治水成功的前后，大海侵退潮了，原先被大海吞没的大片农田又露出来了。禹看到这个好势头，就号召民众围海造田。《越绝书》里说：“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又有“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的说法。何谓“鸟田”？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是，大禹曾召唤群鸟来助人耕田，故有此称。这一说法与大象帮助帝舜耕作田地的传说都曾被东汉大学者王充批评：“尧葬于冀州……冀州鸟兽不耕，而鸟兽独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驳也？”（《论衡·书虚篇》）大意是，德行更高的帝尧埋葬于冀州，何以冀州的大象、群鸟不来助人耕田，天来助人那么偏颇吗？王充进而阐述绍兴一带鸟群众多，众鸟啄食土中小虫时起到了疏松土质的作用。但这仍然没法说明大禹“教民”所体现的人力作用，更无法解释“大小有差，进退有行”。原来海侵退去以后，海边留下了大片的滩涂地，这些滩涂地如山丘、小岛一般镶嵌在海边的大片湿地里，潮涨即被水淹没，潮落就露出海面。根据记载，一位名叫郏亶的昆山人在向宋神宗奏论苏州农田水利情况时，大段介绍了当年大禹开发苏州水利一事——
昔禹时，震泽为患，东有岗阜以截断其流，禹乃凿岗阜，疏为三江，东入海，而震泽始定。然环湖之地尚有二百余里可以为田，而地皆卑下，犹在江水之下，……古人遂因地势之高下，井之为田。其环湖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转引自钱穆著《古史地理论丛》）
“圩田”也叫围田，是沿江、濒海或滨湖地区筑堤围垦成的农田。这是一段对古人在江南地区围海造田的清晰论述，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太湖被大禹治理之后，河道疏通而“始定”，这与《尚书·禹贡》称“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的记载相一致；而且还能看到当时的先民是怎样将环湖之地“井之为田”，并纵浦通江、横而成塘，大大小小星罗棋布，初步形成“圩田之象”。
第四功：“执玉帛者万国”，即连通天下。开发交通、安定九州，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立国之基，使当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联盟更加紧密。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可知，在尧任部落首领之时，万邦林立，各自为政，很难进行统一指挥的治水行动。到了舜时，舜又派了二十二个部落的首领担任官吏，分管各方面的工作，禹专门负责治水。当时治水成了头等大事，大禹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紧紧团结各氏族首领，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又按各氏族各自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这样一来，大禹通过治水，把黄河中下游各氏族部落统一成为华夏族，把原来组建起来共同治水的机构逐渐演变成一个管理机构，以号令“万国”。这对民族和谐相处起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大禹十分重视与各地区、各部族头面人物的和谐共处。他与东夷族的首脑益关系处理得很好，工作上也配合得十分出色。他与商的先祖、周的先祖、秦的先祖，相处的和谐程度都堪称典范。
最具典型的是《史记·赵世家》《淮南子·原道训》《吕氏春秋·贵因》等讲的“禹袒裸国”的著名掌故。在治水过程中，禹率治水大军来到了裸国。所谓裸国，就是一个处于炎热地带的部族。那里的人不穿衣服，禹入境也就不穿衣服，尊重其俗。
这样看来，禹的功绩的确大大高于其他人，他的才干和德行都在众人之上。一个以大禹为代表的时代的到来，是不成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