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和新文明

自大禹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启又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整饬巩固政权以后，中国历史实现了巨大的转型，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摆脱了原始公有制社会而创建起私有制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开创出王朝传子制度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王者权威的新时代。

开创这样一个新时代的重任会落到大禹和他的子孙们头上，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说，禹部族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先看天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史记·夏本纪》），遍及天下九州的大洪灾对禹这样的大英雄来说，既是大考验，又是大机遇。要在平时，一个诸侯要在天下树立起权威来实在不易，可在这非常时期，只要谁有能耐把洪水治平，谁就是民众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治水成功后的大禹威望节节升高就是个明证。在短短数年间，大禹成了刑法政令的象征，“不如言，刑从之”（《史记·夏本纪》），这里的“如”有随顺、依照、听从的意思，“如言”，就是要听从和依照大禹说的话去做。谁不听大禹的话，就处置谁。

再说地利。禹部族长期处于“天下”的中心地带，这不只指其居住的地域，也指其经济和文化。禹部族长期生活的地域大致上是西起今河南省西部与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和山东省的交界处，北至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片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地区及其周围的伊水、洛水流域。这片区域土地肥沃，易于耕种各种粮食作物。而且，大禹治水的重点又在那里，禹在自己的家乡“尽力乎沟洫”，是花了大力气的，使那里的大片“湿地”变成了良田。大禹治理了伊洛平原后，才治理黄河流域其他地区以及长江流域。

最后说人和。大禹传子之时，老一辈的“天下共主”帝舜已经故去，与禹政见上并不一致的强力人士皋陶也很快亡故，集聚在禹及其子周围的是庞大的一脉相承传下来的姒姓家族。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即使有像有扈氏这样的叛逆，也是孤掌难鸣，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根本性条件，使中原地带的经济文化走在了“天下”的前面，为创建一个崭新的时代准备了物质、文化以及社会心理方面的必要条件。在二里头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炭化的稻米粒和粟粒，还出土了一口陶尊，其腹部刻画着一穗六个带芒稻粒和两层稻叶的水稻图像。这证明了，中原地区正在创造着新文明的夏人眼界开阔，比其他地区早上千年就打破了“北粟南稻”的格局，既种粟，又种稻。经济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夏人将北方经济和南方经济融会于自己经营的中原地区，这本身就是其成为称职的“天下共主”的必要条件。

夏比起五帝时代来，不论是官僚系统，还是贡赋制度、丧葬礼仪，都完全是新体制、新格局。比如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说实际上就是“什一而税”，这在生产力已经达到有剩余产出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刺激性的。过去是原始公有制，个人不留私产，现在可以十份中上交一份，九份归自己，谁不想把事情干得更好些，自己也可多得些呢？可见，新生的夏王朝创建起来的种种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前进的巨大驱动力。

还有一点是过去被人们忽视了的，那就是当时人们目力所及的“天下”范围内的统一。李学勤先生说得好：“有些人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这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夏、商、西周已经有了统一的局面，秦不过是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并峙分立之后，完成了再统一而已。长期的统一，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相当普遍的共通性，由中原以至边远，在很大程度上道一风同。”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的格局，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大事变。当时遍及全国的大水灾本身当然是一件坏事，禹带领各地民众治平洪水、划定九州，又使坏事变成了促成全国统一的好事。人们至少产生了这样一个观念：“天下”民众不管是居于中原还是边地，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这种认知是在治水过程以及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当时天下各文化区的形成，九州向中央的进贡，中央对地方管理人员的委派，九州之间经济、文化方面交往的频繁，都说明了：就在当时，类似邦联式的一统局面已经形成。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变。

新制度、新规范、新格局的力量是伟大的，它为社会的新文明准备了必要的、良好的条件。夏代能快步迈入历法时代、青铜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玉石时代，没有新制度的巨大驱动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