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不忘祖”

不忘祖宗恩泽，永记逝者功业，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亿万中华儿女把“顺于鬼神”的情怀，凝聚成了慎终追远的祭祀礼仪。

应当承认，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祭祀礼仪，是形成于夏王朝的。史称“夏造殷因”。“夏造”，在礼仪文化上，夏王朝是有创造精神的。“殷因”，“因”者“顺”也，强调了殷对夏的继承。

对于有大功大德于后人的祖先，三代“圣王”立下了这样的重祭、重祀规矩：“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礼记·祭法》）说得实在太好了。这里提出了五种人值得全体民众永远加以祭祀。这五种人是：

第一种人是“法施于民”的人，即能够制定法则并努力推进法则实施的人。当然，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法”是宽泛的，既指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又指道德及生活中的重要规范。

第二种人是“以死勤事”的人，即能够忠于职守，甚至以死殉职的人。夏代才刚刚进入阶级社会，职守的观念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还比较淡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种人是“以劳定国”的人，即有治国安邦功勋的人。从五帝时代开始有了天下的观念，而从夏开始的阶级社会给“天下”赋予了“国”的概念，谁能把天下这个“国”安定下来，他就是国民的大恩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第四种人是“能御大灾”的人，即能够带领民众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人。中国是农业社会，所以《礼记·祭法》特别强调了“能御大灾则祀之”，“大灾”首先危及的是农业生产，而能够保护农田，使老百姓有吃有穿的人，自然最值得怀念。这一点，作为大禹子孙的夏人最有资格提出来。

第五种人是“能捍大患”的人，即能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将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人。这可能也是阶级社会提出的一个新命题吧！

那么，有人会问：夏人是否依据这“祭祀五条”做了呢？应该说，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礼记·祭法》）夏人重点祭祀的就是这四个人，他们依次是：黄帝、颛顼、鲧、禹。

夏民为何要重点祭祀这四人？

首先是黄帝。“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礼记·祭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黄帝为万物确定了名称，使民众不会迷惑，并与人们共享天下财利。说白了，黄帝是真正的天下共主，是中华人的人文始祖，值得天下华人共祭。

其次是颛顼。“颛顼能修之”，其意是说，颛顼能继承黄帝未竟的事业，通过刻苦自励，把事业推上一个新高度。在五帝中，应当说颛顼时代是最平稳、民众最安居乐业的时代，仅此一条也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再次是鲧。鲧是个治水失败的英雄，但失败的英雄同样也值得“郊祭”。郊祭是一种在郊外举行的祭礼，主要是祭天神，夏人在郊祭天神时把自己的祖先鲧请来“配享”。鲧为治水大业出了力，因此有这个资格。

最后是禹。“禹能修鲧之功”。鲧没有成功，禹作为鲧的儿子，经十三年，终于把治水大业完成了。禹之功可谓大矣。

夏人的这四祭，可以说为华夏日后的祭祀立下了规矩。何人该祭、何人不该祭，有夏人的规矩在，后人可以变通，但不能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