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夏”作为一个部族和地域的名称，出现很早。在《尚书·舜典》中，有这样一段话：“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意思是：帝舜说，皋陶啊，现在蛮夷扰乱中夏地区，抢劫杀人无所不为。我委任你为理官……这是文献中最早提到“夏”这个名字。《尚书》成书于西周时期，从上述文字可见，“夏”作为一个地域的概念最晚在西周时已广为流传了。“夏”作为主政天下的一个王朝存在，也该是很早的事。夏、商、周历来被并称为“三代”。孔子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因此“三代”之说，当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之前。

三代中的商、周二代，有甲骨文、金文，还有实物为据，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不会有是否真的存在的问题，唯有夏代至今还没有发现可靠的文字，故其是否客观存在还有人质疑。

后人的文字记载是有的，前文已说夏朝存在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间，历时四百七十一年之久，裴骃《史记集解》认为“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夏朝活动的中心大致在西起今河南省西部与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片区域。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水与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一些史书称禹的父亲为“崇伯鲧”，正好说明夏的发源地是在嵩山一带。晋南和豫西现今还有一些夏都所在地的相关传说。

但是，这一切需要证明。最能证明夏的存在的还是夏自身的遗存。

夏的遗存在哪里？在地下。夏人当年建造的屋舍、制作的器物、使用的工具、铺设的道路、留存的骸骨和墓穴，已经沉睡在地下几千年了，只要把这些挖掘出来，使之“复活”，那么夏人的生活和夏文明就会无可辩驳地昭示于当今了。

1928年起，随着安阳殷墟大规模的发掘和大量甲骨文以及大量商代器物的出土，殷墟文化即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已成定论。地下发掘和《史记》中的殷世系吻合，推而论之，更使人相信《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述也该是真实的。这样，就推动了考古学家发掘“夏墟”的热情和兴趣。

1959年春夏之交，已经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凭史籍中的“伊、洛竭而夏亡”一句话，决计要去传说中的夏地考古。他带着助手徒步行进在千里伊洛平原上，苦苦寻找着传说中的“夏墟”。一日，徐旭生一行来到偃师县境内，下午步行到了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徐旭生本能地在田野中寻觅着什么。一个农民以为他丢了什么东西，过来询问：“老先生，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呀？”徐旭生笑着告诉对方说：“是丢了东西，一个大东西，是一座城，一座几千年前的城。”那农民听不懂，直着双眼看着他。徐旭生这才明确告诉对方，自己是搞考古的，并问对方，这里有没有古人遗留下的陶片什么的。对方和盘托出：“有，有的是，不只有碎陶片，我们翻土的时候，还拾到过完整的陶罐和陶盆。”徐旭生听后大为兴奋，要这个农民带他去看。到了村东头的田野里，那个农民随便用锄头翻几下，果然翻出了一些遗物。

徐旭生又花了几天时间，在二里头及附近的几个村仔细考察，这下他心中就有了些底。他相信这是个古老的王城。他把情况向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做了汇报，并建议立即着手开掘。

考古研究所接受了这位考古学家的建议，在这一年的秋天组建起了洛阳工作站，并立即投入二里头的考古开掘工作中，同时投入工作的还有河南省考古所牵头的纯由女子组建的“刘胡兰小组”。两个小组相互配合，进展神速，收获颇丰。

1960年到1964年间，考古所追加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一共进行了八次大的开掘，收获更为丰富。经过几年的辛劳，考古学家们弄清了二里头遗址的四至，遗址总面积达375万平方米。在开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宫殿、城址、数以千计的墓葬，发现了青铜器及冶铜作坊。在诸多发掘物中，最让人惊叹不已的是青铜器的精美和品种的繁多，这是事先谁都没有想到的。

从地理形势上看，偃师二里头遗址北依邙山、黄河，这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处在洛水、伊水和黄河的交汇之处，有运输之利；地理位置重要，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这些都可以与《史记·周本纪》记载的“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相印证，也证明《史记·封禅书》说的“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是言之有理的。

1974年，考古工作队对二里头1号宫殿开始进行发掘。1号宫殿基址呈正方形，东北一角残缺；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台基高出周围地面0.8米。主殿坐北朝南，面阔8间，进深3间。四壁有围墙围着，内有廊庑行道。正南面有敞开的大门，分三个门道进出，东、南、西各有一道侧门。

1977年，考古学家又对2号殿墓址进行发掘。该墓址规模略小一点儿，殿堂东西长58米，南北宽72.8米。其四面也有围墙，东、南、西三面有回廊，很是宽敞。这两个宫殿可能不是建于同一时代，具体年代还有待考证。

1977年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事业来说是关键性的一年，“二里头文化”的正式定名就是在这一年。

整个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都在这块土地上大力开掘。最令人兴奋的是，他们又发现了大量精致的青铜礼器，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冶炼和制作作坊，还发现了刻有龙蛇图形的器物。根据一些专家的建议，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

2002年，考古学家又在2号宫殿墓址下面发掘出一座被编为3号的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年代提早约百年左右”。

1996年5月，国务院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7年，在郑州和偃师召开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年代学研讨会；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通过验收；2000年10月，修订四稿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20世纪末组织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尽管有争议存在，但“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