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兰在抵抗中联合
王室方面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有一次，雷克森斯抱怨说，他已经7个月没有收到国王的任何消息了。1575年9月1日，西班牙国王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这已经是他统治期间的第二次了。1576年3月5日，当雷克森斯意外去世时，布鲁塞尔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他的葬礼费用。不仅如此，由于雷克森斯没有指定继任者，国务委员会临时接管了政府。与此同时，西班牙军队直接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地位，结束了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在得不到报酬的情况下，他们还愿意继续战斗这么长时间，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占领济里克泽之后，他们已经受够了没有前途的生活，决定自己寻求补偿。年事已高的蒙德拉贡因此看到了哗变的皇家军队，士兵们开始疯狂地寻找战利品。这对他来说肯定是史无前例的。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整支军队都哗变了。哗变的军队将佛兰德的阿尔斯特市作为据点，从那里开始发动突袭。在“埃利托”——也就是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选出的发言人——的带领下，他们蹂躏城镇和农村。这远远超出了国务委员会的底线。要知道，除一人以外，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尼德兰，他们是尼德兰利益的狂热捍卫者。因此，国务委员会宣布西班牙军队是这片土地的敌人，并授权布拉班特议会招募军队，以打击暴动的哗变士兵。然而，国务委员会本身也受到了布拉班特激进情绪的影响，其成员于1576年9月4日全部被捕。
第二天，国务委员会的临时国家元首职能被废除。又过了一天，布拉班特议会表示，既然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他们可以自己担任领导角色。与1477年一样，他们召开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再次决定与起义省份谈判：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尼德兰公民，荷兰的起义者也继续强调他们承认国王腓力二世是他们的君主。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不能达成协议，哪怕只是联手打击西班牙军队呢？这一次，荷兰和泽兰的代表在根特再次会见了一个来自三级会议的代表团。没有了维护国王意志的总督的阻挠，他们达成了一项“令人满意的”临时协议，即《根特协定》。与之前的谈判一样，这次协议涉及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的政策。在政治方面，所有省份都向国王提出了老要求：撤回西班牙军队，让尼德兰人民自己组成为本国人民服务的政府。他们可以接受国王任命的新总督，但新总督必须支持这份和平协定。宗教仍然是棘手的问题，需要由三级会议做出最终决定。暂行的解决办法其实是采用双重标准：荷兰和泽兰的代表希望其他省份的新教徒享有自由，在本省则禁止天主教徒自由地信奉宗教。因此，天主教徒仍然是荷兰和泽兰的弱势团体，而其他省份却不能对新教徒采取行动。反对新教徒的法令被停止了。从理论上讲，由于天主教徒在荷兰和泽兰没有受到起诉，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是有良心自由的。眼下，达成政治协议是最重要的，但他们也希望在稍后阶段可以就宗教问题达成协议。
在达成这项协议的第二天，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变得非常明确：1576年11月4日，西班牙军队进入安特卫普，在随后的四天里横冲直撞，四处抢劫、杀戮和纵火。这座城市之前就已经遭受了很多苦难。在过去的四年中，弗卢辛的起义军严重阻碍了船只的航行——不付通行费，起义军就不允许船只通过。此外，王室破产曾两次重创安特卫普的贸易和工业。1574年，安特卫普不得不通过放贷来满足哗变士兵的需求。而现在，曾在梅赫伦、鹿特丹、聚特芬、纳尔登、哈勒姆和奥德瓦特上演过的杀戮场面也在安特卫普重演，近2500名市民成了这场“西班牙人的狂怒”的牺牲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政厅和其他大约一千座建筑被烧毁，西班牙士兵们忙了许多天才把战利品堆到车上。任何对与起义军和解持保留意见的人现在都改了口。1576年11月8日，《根特协定》正式签署。
同属一个联邦国家的意识现在意味着，尼德兰不再是各个独立的领地的集合，而是一个包含全部十七省的单一实体。这也反映在荷兰语的一个语言学的变化上：“尼德兰”一词从复数形式的de Nederlanden变成了单数形式的Nederland。法语中的情况也一样，“尼德兰”从les Pays-Bas变成了le Pays-Bas。在拉丁语中，尼德兰整个国家都被称为Belgium nostrum。这些名字可以互换使用。
虽然现在国家的名字统一了，但事实证明，在《根特协定》签署后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中，这种统一很难转化为联合行动。与1572年的荷兰一样，每个城镇都必须自力更生，而且经常在不征求其他城镇意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11月9日，根特成功地赶走了西班牙军队。第二年，乌得勒支人民拆毁了城市中的要塞弗里登堡。1577年8月，安特卫普的居民也拆除了他们的要塞。在此期间，奥伦治亲王威廉提出警告，要注意新任总督、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动机。唐·胡安是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他在西班牙长大，曾在著名的勒班陀战役中打败奥斯曼帝国，从此变得自命不凡。在他看来，接替雷克森斯担任尼德兰的总督是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他会击败起义军，率领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把玛丽·斯图亚特从监狱中解救出来，处决伊丽莎白一世，然后与玛丽·斯图亚特一起登上英格兰的王座。
在低地国家的经历会让唐·胡安清醒一点。1576年11月3日，他来到卢森堡，没有钱也没有权力控制哗变的西班牙军队。他必须充分适应这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的强项。尽管如此，三级会议还是想方设法使他的生活尽可能平顺。1577年1月9日，他们与国务委员会缔结了第一次布鲁塞尔联盟。在联盟中，各省议会支持《根特协定》，再次强调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并承诺维护天主教信仰。最后一点被一些人解释为呼吁在荷兰和泽兰自由信奉天主教，讨论再次升温。实际上，第一次布鲁塞尔联盟是一个天主教联盟，因此没有对唐·胡安的限制性规定。
没有重视奥伦治亲王的警告，三级会议通过了一项被称为《永久敕令》的决议，承认唐·胡安为总督。作为回报，唐·胡安完全支持布鲁塞尔联盟制定的《根特协定》。双方达成协议：西班牙军队撤离尼德兰，作为交换，三级会议须支付60万荷兰盾。4月6日，国王腓力二世也批准了《根特协定》，但并不坚定；他只是别无选择。
反对的声音无处不在，以至于4月28日，腓力二世甚至同意让西班牙撤军。于是，军队离开了。一个多星期后，唐·胡安在布鲁塞尔拿着他的《欢乐入境》并进行宣誓。但是，这位干劲满满的新总督无法抑制自己的急躁情绪；7月24日，他耐心耗尽，以武力夺取了那慕尔的堡垒。这场军事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不得不再次就进一步合作的条件与议会谈判。国王和他的总督似乎都没有从政治形势和各方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十年来，尼德兰人民一直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除了军事行动，国王从未认真考虑过任何回应。他们的做法总是一样的：别无选择时就认输，一旦机会出现就夺权。一个月后，国王再次犹豫是否让军队重新进入尼德兰；8月28日，他命令军队留在意大利，结果在31日，还是将军队派往了低地国家。
与此同时，更多的激进组织已经占领了布拉班特的城镇：在布鲁塞尔，一个名为“十八”或“十八人委员会”的激进人士委员会掌握了权力。这些支持奥伦治亲王的鼓动者迫使三级会议邀请亲王到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