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蛮夷性与后发优势（一）

一

大约在周穆王三十七年，楚人战败南迁。从那之后，退守南国的楚国一直在默默蓄积着力量。几十年后，楚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君主——第六代国君熊渠。

这位国君以勇武善射闻名。《史记·龟策列传》称：“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雄渠”即熊渠。可见在传说中，他的箭术甚至超过了后羿。《韩诗外传》记载：“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为石。”意思是说，有一次熊渠夜间巡行，看见一块横卧着的石头，以为是趴在地上的老虎，便引弓射之，箭头陷没在石头里边，箭杆上的羽毛都掉下来了。熊渠下马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石头。此事虽不可信，但他武功出众当无疑义。

除了过人的武功，熊渠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善于争取民心。楚人从立国之初就身处各民族林立的环境当中，因此明智地采取“怀柔”政策，除了进行必要的战争之外，还争取与各民族友好相处。“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魏昌：《楚国史》）到了熊渠时代，更明确地制定了民族包容政策，以图获得境内和周边民族的支持，因此“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史记·楚世家》）。

楚国虽然在北方面对强大的周王朝，但是在向南的方向上却没有强敌。这里地广人稀，土地富饶，天然具有发展潜力。楚国统治者又采取了明智的政策，调动了各民族的力量共同开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楚国成功地恢复了因与周王朝连年战争而损伤的国力，军力复盛。

就在楚国国力恢复之时，周王朝却在下坡路上无法回头。

如前所述，周昭王之死，标志着周王朝已经结束了极盛期。在那之后，周王朝的国势不断下滑，周懿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史记·周本纪》），王室已经衰弱到人们经常作诗慨叹嘲讽的程度。由于西戎屡次进攻，周王朝国都一度被迫从镐京迁徙到犬丘。不但蛮夷之君不来朝见，就是中原诸侯也渐渐不听周王室的话。因此周夷王为笼络诸侯，不得不放下架子，下堂而见诸侯：“天子始下堂见诸侯，觐礼废”（《纲鉴易知录·周纪·夷王》）。

熊渠抓住中原王朝自顾不暇的机会，开始主动出击，攻打邻国，向周围展示自己的肌肉。《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越），至于鄂。”也就是说，楚国利用周王室衰落之机，西征庸国，东攻扬越（古时百越族的一支，在今湖北中部），一直打到湖北东部一带。

熊渠的进攻路线是东西两方，这是因为以随国为首的汉阳诸姬实力强大，楚国此时还不具备北上的能力。因此只能采取迂回战略，避开汉水东北的姬姓诸侯国，先向西征伐庸国，以解除未来北上的后顾之忧。庸国当初曾跟随周武王参加牧野之战，一直是西部大国，能主动伐庸，可见楚国实力已今非昔比。之后，熊渠挥师沿汉江而下驱赶扬越进入江汉平原，并一直向东追击，拥有整个江汉平原。

楚国的扩张史由此开始。

二

春秋列国竞争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些在战场上迅速崛起的大国，大都是边缘型国家。秦国地处西北，在与游牧民族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培养起了虎狼之性。齐国地处东面，在与东夷的长期斗争中保持了不懈的斗志。而晋国与北狄和山戎做了几百年的邻居，从他们身上熏染到了中原文化不断流失的强悍。

不过，在这几个大国中，楚人的尚武精神是最为突出的。

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面出土于云梦睡虎地的楚式铜镜，上面刻着这样一幅图案：两个武士头戴盔甲，赤足裸膊，各持剑、盾，正与双豹紧张搏斗。一豹昂首翘尾跳跃而起，一爪扑向武士，武士毫不怯懦，昂首弓步，手持盾牌猛力抵挡；一豹斗败远窜，顾首探视，武士持盾握剑，乘胜追击。整个画面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这面原来被断为战国晚期的铜镜，现在被认为更可能是秦统一之初的楚地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楚人的勇悍遗风。

湖南长沙颜家岭楚墓中出土的一件狩猎纹漆樽，反映的则是楚国猎人勇斗野牛的情景：一猎人持长戟向一只野牛刺杀，野牛低首扬角，俯身前扑；牛后有一人正作引弓待发状。

像这样以武士与猛兽搏斗为主题的图案，还出现在许多楚国文物上。这些图案，生动地体现了楚国人的尚武精神。

从迁徙到长江流域开始，楚国人就一直在战斗中生存。楚国周边的各个少数民族，一个个都勇敢善战。几百年来，楚人从来没有放下过武器。在与这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的周旋中，楚国人血液里的勇武指数不断上升。

楚人的尚武，首先表现在国君的身先士卒上。历代楚王最大的乐事，莫过于亲自领兵上阵，猎取敌人的首级。春秋时代，楚国一共有16位国君，除了3位因为年龄太小或在位时间太短而没打过仗外，其余的都曾冒矢疆场，带队亲征，其中有3位还死在征途之上。

楚康王即位五年，国家没有战事，他怕国人责备自己，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左传·襄公十八年》）也就是说，如果做了国君却不率兵出征，死后就不配享受规定的礼仪，因此大举率兵攻郑。

楚国与善战的原始部落巴族是长期的敌人。楚文王即位后，率兵伐巴，失败而回。回到郢都城下，掌管城门的鬻拳居然关闭城门，不让国君入城。（《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描绘，鬻拳站在城门上大声责问说：“王自将而见败，宁不为人笑乎？”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举动。然而楚文王居然羞愧地低下头，率兵掉头而去，直奔另一个楚国的敌人黄国。他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伐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楚文王却为连续作战而付出了代价。他积劳成疾，最终在回国路上去世了。

国君们如此富于进取心，将军们自然更为英勇善战。楚共王十六年陵之战，“楚师薄于险……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军陷入险阻之地时，楚国大将叔山冉大吼一声，跳下战车，徒手与靠近的晋兵搏斗。他双手抓住一名高大的晋军，用力一掷，正砸中几十步外的晋军战车，连车前的横木都被砸得咔嚓一声断裂。这种超凡的勇力吓坏了晋军，晋人退兵而走，楚军得以出险。

在春秋战国的战争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楚国军队统帅的自杀率最高。

公元前699年，楚武王派屈瑕攻伐罗国。由于轻敌，楚国兵败，屈瑕羞愧自杀。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楚国主将子玉也自杀而死。公元前575年，楚国兵败陵，主将子反引剑自尽。公元前559年，令尹（春秋战国楚国最高官职，辅佐楚王掌管全国军政事务）子囊攻吴失利，“遂伏剑而死”。公元前519年，楚司马薳越追击吴太子没有完成任务，乃自缢于薳澨。春秋时期各国对将领并没有战败自杀谢罪的要求。比如，公元前627年秦主将孟明视被晋败于崤山，公元前607年宋主将华元被郑败于大棘，公元前597年晋主将荀林父被楚败于邲，他们都没有自杀，仍然照常任职。这说明，楚国将领的责任感和羞耻心，是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学者王准检索史籍，发现春秋时期，楚国的军事长官以及贵族，自杀者至少有17人。因此，楚人的后代项羽乌江自刎，并非仅仅是他个人性格所致，也是受楚人传统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将军们的带领下，楚军才能“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淮南子·兵略训》），令各国闻风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