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读书是这世上最有意思的事情。古人说，书本里有颜如玉和黄金屋，但是如果你也爱读书，就会发现书本里显然有比这些更加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类喜怒哀乐的结晶，浓得化不开，越古老越醇厚。

不过，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读书的乐趣却面临着很多挑战。我年少时能爱上阅读，其实还要感谢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在那个年代，天线能接收到的全部电视频道，我用一只手的手指就数得过来。所以，我看完一集全民热追的连续剧以后，只能到书本世界里去放飞无处安放的想象力了。

电脑、手机，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似乎让我们的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我在十岁时读得如痴如醉的书，现在交给十岁的女儿读，她却并不感兴趣。我原本以为这是因为她课业太重，觉得课外阅读是很沉重的负担，直到我第一次为“少年得到”写音频课的稿子时，我才终于明白我的这个想法是对女儿的一个误解。

当时，我的老朋友徐来担任“少年得到”的主编，他觉得我平时聊天时讲故事的那股“疯劲儿”很适合去做《西游记》的音频课。我也认为自己很熟悉《西游记》中的各种掌故，于是立刻着手挑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章回写试讲稿。我以为给孩子讲《西游记》不过是小菜一碟，很快就完成了这篇稿子。没想到，当我把稿子交给老朋友审读时，我看到的竟然是他皱紧的眉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形容我的稿子的话：“这里面有知识的诅咒！”

我很快弄明白了他的意思：你要讲的知识是好东西，但这些知识在你的脑子里已经沉淀了几十年，你就这么一股脑儿地输出，硬生生地让十岁上下的孩子接受，好像有些不近人情。因为在孩子们的眼里，你堆给他们的这些知识就像一大块浓得化不开的蜜糖，闻着香甜，但品相难看，口感也差，实在有点儿难以接受。

这段经历让我不由得想起，我之前给女儿讲楚汉相争的故事时，自己津津有味地拆解刘邦如何争取人心，项羽怎样刚愎自用，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导致了各自人生不同的走向。她却听得意兴阑珊，完全无法和我共情。后来，我讲的刘邦在老家靠说大话骗了吕后当老婆这些类似八卦的细节，却让女儿听得两眼放光，她还一直追问吕后嫁给刘邦之后的故事。现在，个性刚毅的吕后已经成为她十分敬仰的对象。

我恍然大悟，我当年因为生活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所以连阅读也是“饥不择食”式的，而我的女儿生活在当今这个物质丰富、知识爆炸的时代，她拥有选择阅读的权利。孩子们都愿意首先挑选符合自己兴趣的书来读，我的女儿也不例外。

其实，不光是孩子会优先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书来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连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也是如此。有前人批评《史记》不能算“信史”，因为司马迁写的这部史书更像是一部“好奇”的文学故事，并不能忠实地反映历史。但在大多数人眼里，这种“好奇故事”的风格其实正是《史记》最吸引人的优点。如果司马迁把《史记》一板一眼地写成“断烂朝报”，也许《史记》仍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巨著，但绝不会成为一部流传几千年仍被后世争相转为白话文，广为阅读的杰作。

我写《史记》故事的出发点，也是追随太史公司马迁文字里“好奇”的气质，希望能摆脱成年人的“知识诅咒”，让孩子们在读这些故事时，感受到《史记》里的光。我写的这些故事如果能在他们心里埋下了解历史的兴趣种子，帮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鼓起勇气抛开这些白话故事的敲门砖，进入《史记》原典的殿堂认真求索，那么我夤夜笔耕时就会感到欣慰了。

当然，出于“有趣”的目的，我在写故事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这套书是按照《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的基本顺序展开的。我为了尽量展现《史记》的故事性，除删了八“表”、十“志”，还不得不使很多篇章成为落选遗珠。我没有选择这些篇章不是因为原作缺乏了解的价值，而是我能力有限，认为这些“高档食材”如果被我随意地“乱炖”，不仅会对不起古人，也会对不起小读者。

对于选入书中的篇章，我尽量以一个“一以贯之”的视角，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整个故事去拆解、叙述。有时，我也会打散《史记》原有的篇章，拆东补西，小作穿插，选取几位具有共同特点的历史人物创作合集。这些辄改之处，我一般会在篇章的标题处注明。

我写的这些关于《史记》的故事，不是对《史记》原典机械的白话翻译，而是力求紧贴《史记》原意的“评话”。中国古代有《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这种依据真实历史进行的文学创作，我的写法大致算是对这种传统文学样式的拙劣模仿吧。我在书中表达的一些解读意见，主要来自我个人阅读的感悟，如有偏颇，请大小读者不吝赐教，我都会虚心接受。

写作时，我主要依赖的原著版本有两个：一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中的《史记》，另一个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主编的《史记笺证》。任何人在求知之路上，都少不了前人的照拂。我不敢自比前辈，但私心所在，仍希望这一套书能成为孩子们攀登知识高峰的一根登山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