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胚抗原，PET扫描，核磁共振……（2）

由于癌胚抗原还在提升，在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某场结肠癌活动之后，我着手安排了一次PET扫描。必须等周末过后才能收到结果。乔希的父母来了，米娅又要在星期六那天举行生日派对—至少还有不少的事情能让我分心。是呀，不管有没有癌症，生活还在继续。

PET扫描结果上亮起了两个点，一个在脊柱左侧的腰肌旁边，另一个在右侧的骨盆中。A.C.医生认为腰肌上的那个点可能没有什么。为了进一步明确，他想让我做一次腹部与盆腔的核磁共振。

乔希和我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外科医生在手术期间会不会看到这些点？”

“不一定。”

“手术后的CT扫描有没有发现这些点？

“没有。”

“这份扫描结果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的。”

“她会不会没事，我是说……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是的，我觉得她是可以被治愈的。”

我钦佩乔希提出最后一个问题的勇气，也钦佩医生能够这样回答。我很高兴能够听到这个消息，但老实说，它对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并非没有勇气询问被治愈的问题，而是觉得无论答案如何，都没关系。癌症是一种动态疾病。医生对此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今天的答案与第二天不一定是一样的。

不过我还是一样感觉良好、满怀乐观。腰肌上的那个点也许没有什么。右侧骨盆上的那个东西即便是肿瘤，也很有可能仅仅是个癌性淋巴结。核磁共振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

出于某种原因，我的核磁共振是助理和乔希安排的。他急于让我马上就做，而我唯一空闲的时间就是第二天7点45分。乔希答应了。做完第六轮化疗之后，我和他步行走到了位于第一大道的核磁共振中心。乔希回家去顶替保姆了，好趁两个女儿上床睡觉之前看看她们。核磁共振花了大约45分钟，我要躺进一根管子中，这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装进棺材、埋进了地下—那种感觉比PET扫描还要强烈，因为核磁共振的机器更窄、更局限。唯一不像墓穴的是机器持续发出的叮当声。我的身体有时会在平台上震颤起来。整个过程还要不停地吸气和吐气，需要我好长一段时间憋住气。9点刚过，我结束后便坐地铁回家了，10点才到家。又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漫长的一天。

第二天中午，我拿到了核磁共振的结果。腰肌上的那个点，那个被外科医生和肿瘤医生认为可能无害的点其实是有问题的。它的上面长着两个癌变淋巴结—一个已经坏死了，另一个还活着。现在你能明白我为什么不太相信医生的预测了吧。

我把核磁共振的结果转发给了乔希。看过之后，他表达了“合理的乐观”情绪。我的器官都未感染是件好事。所涉及的两个淋巴结似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你可以理解，这些调查与推测是多么荒谬。说来也怪，和乔希的角色正好颠倒，我并没有那么乐观。首先，PET扫描与核磁共振是无法可靠地探查腹膜上的赘生物的。在手术过程中找到的那颗肿瘤是膀胱上方腹膜处的种植转移。近期发现的癌变淋巴结很有可能就在那里。

一开始就有人说过，我是所谓“腹腔热灌注”的理想候选人。这种化疗过程很艰难，要把身体割开一个大的切口，把我的腹腔浸泡在加热后的化疗药物中90分钟。这听上去既残忍又让人绝望，但事实就是如此。这种手术被称为“摇一摇，烤一烤”。切口很丑，很难恢复。我感觉核磁共振的结果让我更靠近HIPEC化疗了，心里很不高兴。

我告诉过乔希，我只会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才去做腹腔热灌注化疗。不管怎样，它看起来像是一种诊断性腹腔镜手术，由外科医生深入体内四处查看，是考虑到扫描的局限性、为检查腹腔赘生物而采取的必要举措。我也觉得自己被诊断为癌症四期是因为技术性细节，应该归咎于腹膜上那处小小的癌细胞种植转移。这处扩散意味着癌症非循环入侵，因为从字面意思来看，它就是从原发性肿瘤上脱落下来的，而不是通过淋巴系统蔓延开来的。我感觉自己更多地属于第三期，而非四期。如今，核磁共振的结果证实了我的确应该被归为四期，而我患上的也是转移性疾病。虽然心知这一切只不过是数据显示出来的，但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我有多想否认其重要性。

因为转移性疾病几乎是不可能被治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