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噩梦（2）

婚礼当天凌晨4点，我再也无法忍受，叫醒了70岁的父亲，让他开车送我去医院。我之所以没有叫醒乔希，是因为想让他多歇一会儿，让他再睡几个小时，凭借直觉，我知道他需要能睡多久就睡多久，这样才能应对那一天和今后等待我们的一切。

这一次，加菲尔德医疗中心的急诊室里空无一人。这是好事，因为在分诊护士为我评估病情、办理入院手续的过程中，我痛到身子已经坐不直了。我永远无法忘记吗啡被注入我的身体时，那种难以置信的释然。急救室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他在我的CT扫描中似乎看到了一处梗阻，打算让我入院治疗。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心想，好吧，至少这是个可以确定的生理问题。即便是在那个时候，癌症的念头都不曾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要是知道那有可能是癌症，我就不会去加菲尔德医疗中心的急诊室了。毕竟这家医院服务的是大量贫困潦倒、保额不足的移民，里面都是缺乏良好教育、未曾受过严格培训的医生。我分配到的那名外科医生是个白痴，英语口音重得让人难以理解—你们懂的，连我都无法理解的口音肯定是相当糟糕的—说话的模式和动作都会让我想起酒鬼。他复核了我的X光片，说什么也没有看出，因此我只要等肠道得到休息、自行排出梗阻便可。我分配到的肠道科医生特兰是那里唯一一位有能力的医生。他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打算认真探究一下这块梗阻的性质，于是安排了当晚9点进行CT扫描比对，以获得质量更好的图像。他还计划于第二天一早，即7月7日9点为我进行结肠镜检查。

做完CT扫描，探视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乔希和我的姐姐却穿着华丽的盛装偷偷溜进来，为我讲述了婚礼的事情，他们还展示了女儿们跳舞的照片，说所有人都很担心我。乔希说他爱我，叫我好好休息。他一早便会在结肠镜检查之前赶来看我。我天真的旧日时光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送进了一个房间。特兰医生正在那里等待为我进行结肠镜检查。和大多数接受结肠镜检查的人一样，我陷入了麻醉状态，看着特兰医生那张越来越模糊的脸，还听到他说：“我在CT扫描时看到你的结肠里有个肿块。”我当下便心知肚明了。

被推回病房的途中，我从麻醉中苏醒了过来。乔希正在等我，脸上崩溃的表情证实了我已经猜到的事情。他竭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不让自己哭出来，震惊之情却表露无遗。紧接着，他把话说出了口，并向我展示了一份结肠镜检查报告。“他们发现了一处疑似癌症的肿块……横结肠的阻塞率为75到99。”当然，特兰医生表示，在活检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无法确定。可我与乔希知道，已经没有必要等待活检结果了。医学的世界里充斥着“疑似”这样的字眼。我们在困惑、震惊、恐惧与害怕中一起抱头痛哭。

突然，我的父亲和姐姐出现了。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脸上的表情却反映了我的感受。母亲正在家中照顾我的两个女儿—哦，上帝，我那两个甜美可人的小女儿可怎么办啊？后来，哥哥听到消息也丢下手头的一切，驾车四十五分钟从蒙特利公园市赶了过来，在我的床边抱着我痛哭。他把脑袋枕在我身上时，我能够看到他满头粗糙而挺直的白发。那时，我握着他的手，已经停止了哭泣—我不记得我以前曾经握过他的手。他是什么时候长成了一个男人，还当上了爸爸的？我又是什么时候长成了一个女人，还当上了妈妈的？我们怎么已经到了要应对生死问题的地步—准确地说，是我的生死。正是这个人教会了我如何手握棒球棒，试图把我变成他从未拥有过的弟弟。还有一直照顾我的姐姐—无论是年少时开车载着我去买衣服，还是一起出国旅行时带着我们走街串巷。还有我的父亲—他总是恬不知耻地承认我是他最年幼、最珍爱的孩子。他也是唯一能够合理地与乔希竞争谁是最爱我的那个人。当然，还有乔希，我的爱人、挚友、灵魂伴侣，我孩子的父亲。

在这间病房里，加上没来的母亲和两个女儿，都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如此超现实的场景只会在我最糟糕的梦境中出现，只不过噩梦中还从未出现过此生最亲的人都在为我哭泣，仿佛我已经死了。我想掐醒自己，想证实我已经回到了纽约，回到了熟悉且深爱的生活中。然而，坚硬肿胀的腹部带来的剧痛却在不断提醒我，眼前太过真实的一切就是场活生生的、看不到结局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