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信仰，历史的一课

我很高兴看到2016年过去。这意味着我离终点更近了，但我不在乎。许多刻薄的话语也随之消失了。我会重新致力于为米娅和伊莎贝尔留下回忆。

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她的回忆录《宝拉》中讲述了她的女儿宝拉非凡的一生。因为卟啉病引发昏迷，宝拉一直卧床不起，再也没有醒来。虽然我是在十五年前读的《宝拉》这本书，但书中第二十三页某个片段记录的一系列观点却永远铭刻在了我的心中，如今比以前更加强有力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阿连德对女儿讲述了自己的过去。她将那里称之为“内心最深处的花园，一个连我最亲密的情人都不曾瞥见的地方”。“带走它吧，宝拉，”她告诉她，“也许它会对你有用，因为我怕你的回忆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漫长的睡眠中不知被你丢在了什么地方—离开回忆，没有人能活得下去。”

我热爱回忆，热爱过去，热爱历史。上大学时，我主修的是历史，研究美国、中国、欧洲、非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历史。我觉得一些独一无二、魅力超群的人物，以及托马斯·爱迪生和史蒂夫·乔布斯之类能够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性发明家，都十分有趣。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只会被其他人掀起的狂澜、被过去和现在、被完全超出我们控制的力量引发的事件驱使。

但我发现最有趣、最有价值的其实正是我们这些剩下的人—从虐待成性的丈夫身边带着三个子女逃往纽约避难所的加勒比黑人女子；独自在海上漂流数月，后来又被日本人折磨多年的美国二战战俘；1972年，在安第斯山脉坠机后具有让人难以置信的求生意志的乌拉圭橄榄球队队员；被诊断出患有转移性结肠癌后还能存活十五年的女人。事实上，我们的人类同胞经历过的真相比最伟大的故事作者编造的任何故事都更鼓舞人心。

不过，阿连德提醒了我们，每个人的记忆、过去和历史都是有价值的；毕竟我们不就是自身所有经历的产物吗？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审视内心，去发现和了解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向外界寻找灵感、力量与希望。不管怎么说，人的内心是存在奇迹的。当然，审视内心的过程困难重重，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令人痛苦的错误，面对我们的恐惧、弱点和丑陋。

刚被确诊癌症时，我的手术和病理报告似乎被乔希看了一百遍。而我几乎一次都没能读完这些手术报告，因为这些报告会让我想起身体零件被移除的画面，这让我觉得恶心。乔希还在网上找来了所有相关的医学研究，读了好几遍，学习陌生的医学术语，就为了能针对我的预后得出令他更充满希望的合理结论。我读了某项研究中的一句话，便感觉昏昏欲睡—将医疗护理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努力就这样结束了。乔希相信基于数字与理性的科学。我相信的则是自己和某种更加崇高的力量。这样的信仰表面上看来不具备任何有形的依据，因此有些人认为相信它们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尽管看起来没有道理，我的信仰却是源于我的记忆，源于我对自身经历的理解，再不济也是基于我对我的父母及其前辈经历的理解。我大脑中最初的记忆是爬上位于越南三岐市那个家的狭窄楼梯。那里并没有护栏可以保护我不会跌落在满是尘土的水泥地面上。我的第二段记忆是坐在祖母的大腿上，身处那艘在海中漂荡的越南渔船上，头顶上晃动着一只光秃秃的昏暗灯泡，耳边回响着三百人乞求安全到达难民营的哀叹。到达美国一年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朱尔斯·斯坦眼科研究中心，我还记得自己在第一次接受视力手术之前，曾试图挣脱输送全身麻醉剂的面罩。我还记得我拖着大字本走来走去，任由其他孩子像看怪物那样盯着我。我还记得高二那年，我无法填写初级学业能力倾向测试的答题卡，因为我用放大镜都看不清上面的框。感觉到自身受限的种种压力，那个周末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啜泣。我还记得通过电话告诉父母我被哈佛法学院录取的消息时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记得父亲鼓起掌来可能比我还要热烈，就像一个小男孩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圣诞礼物。

回忆太多，既有欢乐的，也有痛苦的。不过基于这些回忆，我想大部分人都能理解我为何对自己和“某只看不见的手”充满了信仰。我这一生曾不止一次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也感受过他的缺席。在上帝忙于其他事务的那些日子里，我通过羞愧、沮丧、心痛、自怜和自怨自艾找到了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与决心。

做完结肠镜检查之后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得知患上了结肠癌，却还没有被转去UCLA医疗中心做手术的那一天，我凌晨4点钟醒来，沉浸在了被我称之为“此生最黑暗的时光”之中。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之后，恐惧席卷了我的心头。在那可怕的医院的孤独的黑暗之中，我歇斯底里地抽泣着，简直无法呼吸。未来—无论它是近还是远—隐约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如同一团漆黑的东西，和我体内的那团物质形状大致相同。于是我深深地挖掘自己的过去，寻找另一个可以与之相较的恐惧时刻。事实上，我从未经历过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恐惧，不过有一段记忆是与之相似的。在法学院读大一的那个夏天，我去了孟加拉国，尽管渴望能够拥有一段丰富的经历，我还是害怕了。一个视力不佳的亚裔小姑娘，在对语言或文化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即将只身前往一个贫穷的国家，这还是有些令人畏缩的。在我出发前的那几天、那几个月中，孟加拉国似乎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要是我被抢劫了，或是遭遇了什么可怕的意外，抑或是染上了登革热可怎么办？我记得我承认了内心的恐惧，于是在可控的范围内想尽一切手段，来降低这些风险—我让母亲在我的内衣里缝了几个内袋，用来放钱和护照；我还努力锻炼身体，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以便在遇袭时能够尽力猛烈还击；我还买了旅行保险。后来我放下了其他一切，选择相信自己和更加崇高的某种力量，就这样向前走去，克服恐惧，踏上了不可思议的冒险之旅。孟加拉国并没有笼罩在阴影之中，曾经且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充满了生机勃勃的色彩与善良和蔼的人民。我的悲观预测是错误的。

那晚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强迫自己再次承认恐惧，要尽我所能操控自身的命运，任一切顺其自然，然后命令自己向前看，再一次克服恐惧。

阿连德把她的生活描述为“一幅只有我能解读的、多层次的、不断变换的壁画，里面的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思想可以选择、提高和背叛；事情会在记忆中淡去；人们会彼此忘怀，最终剩下的只有灵魂的旅程、那些罕见的精神启示时刻。真正发生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只有留下的疤痕和明显的痕迹。我的过去没有什么意义，我看不到它有什么秩序，看不出它有什么条理、什么目的或什么路径。这只不过是直觉引导下的一场盲目的旅行，是超出我控制的事件造成的弯路。我并没有深思熟虑，只是怀着良好的愿望，隐隐感觉有什么更加伟大的计划在决定我的步伐”。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将其作为自身信仰基础的经历。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停留在不愉快的回忆中，从自身的经历里吸取教训，找出灵魂之旅的秘密。正如阿连德试图把她的人生故事、过去与回忆全都告诉女儿那样，我发现我也想为自己的女儿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