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秦亡汉兴：汉武帝的“反‘封建’”斗争（2）

刘据得知以后，慌乱之中竟然发兵将江充等人杀掉。江充的亲信逃脱，急报太子谋反。

汉武帝起初并不相信，派人去了解情况。刘据起兵杀人之后头脑发昏，不是第一时间派人向武帝通报，而是占领宫城，大肆搜捕江充余党。武帝的使者被吓得不敢进入城内，根据外围的情况就认为太子已经谋反。武帝这才下令发兵。刘据也是横下一条心，竟然跟父亲派来的军队硬拼。汉武帝的军队是当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刘据那点乌合之众不是对手，最后他兵败自杀。

汉武帝死后，豪强势力反攻，“酷吏”遭到整肃。100年后，皇太后的侄子王莽利用太后的信任和个人声望夺取皇位，又开始了新一轮抑制豪强的改革。王莽试图把全国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平均分配，但是他的权力并不稳固。他的改革方案比汉武帝的还要激进，但他却远远没有汉武帝的威信和政治才能。改革最终失败，王莽本人也被杀掉，汉朝后裔刘秀夺回皇帝之位，建立了东汉。在开国之初短期打击豪强之后，东汉最终还是走上了跟西汉一样的豪强称雄的道路。

除了土地兼并以外，汉朝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始终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官员选拔制度。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主要是靠下面推荐和上级考察相结合的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察举制”，后来又叫作“举孝廉”，即让有孝心的人进入官场，让清廉的官员被提拔。

孝和廉的判断标准非常主观，容易弄虚作假。什么样的人能被“察举”、能当上“孝廉”，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标准。越是地方豪强子弟，越容易打通关节，被地方官员“推举”。官员之间也会互相推举，你提拔我的孩子，我提拔你的孩子。这是必然出现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荐豪强子弟的行为越来越赤裸裸，不是豪强家庭出身的子弟基本没有做官的机会，最终形成了豪强问题的加强版——门阀政治。

豪强主要在地方上称王称霸，“门阀”则是一些超级大豪强在中央称王称霸。这些家族的子弟仅凭出身就能获得中央的高级职位，比如后来跟曹操争霸的袁绍，他们家就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着四代人都担任“三公”领导职务。这样的门阀家族，一般被称为“士族”。

到了这个份儿上，皇帝的权力就基本被架空了：地方被豪强控制，中央政府官员由门阀世袭。豪强是郡县这一级的武装地主，门阀就是国家级的豪强。秦始皇建立的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郡县制度也随之失效，“分封制”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复辟”。

所谓“封建复辟”，就是说：夏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封土建制”，即分封大片土地的人同时被授予土地上的政治治理之权；尽管这个制度被郡县制代替了，但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大片的土地再次集中，并且有大片土地的人利用政治腐败和“察举制”变成了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官员利用权势霸占大片的土地，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合二为一，最后形成豪强和门阀集团。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一体化，跟夏商周时期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特点一致。这个集团掌权，就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的“复辟”，皇帝制度名存实亡了。

秦朝的皇帝和夏商周的君王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商周的君王通过诸侯来治理国家，诸侯的位置是世袭的，而且在诸侯的封地内部，政治、军事、经济都由诸侯说了算；而秦朝的皇帝，则直接选拔官员来管理国家，政令畅通无阻，官员只是职业，不能世袭。当皇帝失去了选拔官员的权力，只能根据世袭血统来分配权力的时候，皇帝制度就退化成了跟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制度差不多的东西。

按照帝国政治设计，官僚集团应该和地主富豪阶级脱钩，也就是说做官的就不应该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或财富，当地主富豪就不应该做官。只有这样，政治权力才能制衡经济权力，保障社会公平。如果官员不能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通过被动受贿，或者主动出击强取豪夺别人土地等形式，变成了大地主、大富豪时，慢慢地，他们的利益就跟地主富豪一致了，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的人同时也掌握政治权力，也就是恢复了“封建制度”。

随着土地兼并规模的扩大，地主和官僚勾结的情况日益严重。汉武帝逐渐发现：在他的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封建主义”的当权势力。这些人希望帝国回到“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去，让大土地所有者在其拥有土地的范围内代替政府行使权力。这是不利于帝国统治的，对皇帝不利，对老百姓也不利，只对豪强地主和腐败官员有利。为了打击这些封建势力，汉武帝任用酷吏，杀贪官，徙豪强，把大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分配给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