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魏晋风度：门阀政治的终极产物（2）

夏商周时期，“封建制度”能够基本维持而不至于发生全国性的大混战，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各地之间的道路交通也不发达，诸侯国要想对外发动战争，后勤物资运输线跟不上。所以，这种分封的状态可以勉强维持。中央政府本质上只是最强大的诸侯国，由它来组织各国共同对抗异族入侵；还有就是起到一个仲裁机构的作用，协调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减少内部战争。

周王国消灭了商王国，其实就是周部落战胜了商部落，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商部落的人被强制迁徙到中国各地，他们失去了故土，就开始利用原来的部落关系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所以后来的生意人就被叫作“商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国可以养活更强大的军队，更多的道路被开拓出来，跨国长途物资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这个时候，分封制就失去了存在的生产力基础。诸侯国之间开始大打出手，大诸侯国不停地吞并周边的小国。到了战国后期，粮食产量和交通条件已经可以支持数十万人的兵团在整个黄河流域自由行动，中国统一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时代来临。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诸侯割据的分封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案例。

到了魏晋时期，农业生产和道路交通更为发达，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都可以随时发兵四处征讨，他们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存。任何势力只要稍微强大一点，都想趁机消灭周围弱小的邻居，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全感。

中原地区的混战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创造了条件。公元316年，晋帝国立国51年后，首都洛阳被匈奴攻陷，西晋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政权，东晋建立。在北方，五大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彼此之间继续混战。阶级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集合在一起，冲突杀戮不断，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动乱。

偏居江南的东晋帝国仍然继续搞它的门阀政治，内部始终动荡不安，直到公元420年亡于军事政变。此后，中国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合称“南朝”。在这期间，门阀政治仍维持不变。

在“九品中正制”时期，也就是魏帝国、西晋、东晋以及宋、齐、梁、陈时代，门阀士族过着一种非常舒服而又糜烂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了解民间疾苦，不懂得实现人生抱负，每日醉生梦死，养了一大批文人墨客，玩弄诗词、书法、音乐。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不缺钱，所以自视清高，鄙视物质生产生活，形成所谓的“魏晋风度”。

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出生于琅琊王氏，这是一个兴起于山东的门阀世家。西晋战乱的时候，该家族集体南迁，因拥戴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有功，而成为东晋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就是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拥有天下。王羲之父子二人从小养尊处优，除了练习书法以外，什么都不会。但是国家仍然根据出身给他们大官做，又当刺史又当将军的。他们既不懂政务，也不会打仗，只不过领着国家的俸禄继续玩书法，纠集一大批“名士”成天吟诗作赋、喝酒寻乐，然后感慨人生苦短。名篇《兰亭序》就是这么写成的。

琅琊王家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王衍，他是西晋末年的宰相，竟然以从不过问国家大事为荣，天天跟人清谈老庄哲学。最有名的典故就是：他嘴里从来不会出现“钱”这个字，因为他觉得钱这种东西太庸俗了。有一天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趁他睡着的时候在床上床下都堆满了铜钱，心想他起床看到了肯定会说“钱”字。结果他起来以后却说：除却阿堵物！也就是“把这个添堵的玩意儿给我挪开”。后来就有很多文人骚客喜欢向王衍学习，把钱称之为“阿堵物”以显示自己的清高。

西晋兵败后，王衍被俘，对方的将军石勒问他兵败原因。他却说，我是研究老庄哲学思想的，从来不过问国家大事，啥都不知道。石勒这个人出身底层，从小就被当作奴隶贩卖，父母都死于暴政的迫害，听到这里勃然大怒，说：“你是国家的宰相，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名动天下，竟然宣称自己对国家事务完全不知道。好好一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弄垮的。”于是把他活埋了。

所以说，魏晋时期这种所谓的“风度”，并不完全是什么值得追慕的好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不过是权贵阶层生活糜烂的产物。王衍们的“风度”，是建立在石勒这种底层老百姓悲惨命运基础上的，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些“魏晋名士”之所以自命清高，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喜欢钱财和权力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而是钱财和权力来得太容易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