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 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2）

反思朱祐樘治理黄河失败的原因，有以下这么几条：

第一，最高决策者不顾客观规律，一味地追求政绩，急于求成。

在优先保障运河安全的同时，朱祐樘也对刘大夏说，治理黄河非常复杂，一定要全盘考虑，不能急于求成。

但是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又说：“然事有缓急……今春暮，运船将至……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以为经久之计。”

也就是说，不管咋样，你先把今年春天的漕运给我保住，不能耽误日期，保住了以后再来考虑长远问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二月份，离春季结束还有两个月。这实际上是逼着下面的人去作急功近利的决定。

第二，朱祐樘派去治理黄河的人都不是水利专家，而是按照儒家标准来确定的“贤人”。

白昂和刘大夏都没有治河经验，只是一直以清廉正直而出名。之所以派他们两人去，清廉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朱祐樘一贯就喜欢这种人。可是，他们本人也许没有贪污治河经费，但清廉不等于能干，更不等于懂得治理黄河这种专业问题。这跟朱见深不怕韩雍胡乱花钱也要让他镇守两广、派专业抚民几十年的原杰去治理荆襄，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模式。朱祐樘是按儒家道德标准来用人，朱见深是按照专业技术标准来用人。

第三，没有铁腕治吏的手段，政府效率必然低下。白昂和刘大夏不贪污，不代表治理黄河的其他官员没有贪污。

朱祐樘在对待官员渎职贪污等问题上一贯坚持“以德服人”，重点是提拔重用清官，树立正面典型，而不采用刑罚来震慑和惩罚贪官。因为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刑罚会制造恐怖。人们因为害怕而不犯法，但内心会变得无耻。而只有以道德和礼法来教化他们，才能让他们知道廉耻而主动停止犯罪。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朱祐樘的这种理念。

弘治十年的时候，朱祐樘信任的宦官李广死了。

这个李广自称会仙术，练好了可以飞升。朱祐樘对此深信不疑，虽然没让李广干政，但经常让李广给他治病，讲解养生修道的知识，对他十分信赖。李广死后，朱祐樘还认为他是飞升了，就派人到李广家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出来什么天书。结果查出来一个账本，都是朝中大臣给李广送礼的记录，里面记着××送了白米若干、黄米若干等。

朱祐樘很奇怪，说了一句堪比西晋白痴皇帝司马衷“何不食肉糜”的话：“这么多粮食李广如何吃得完？”

左右的侍从告诉他，这是隐晦的说法，白米就是白银，黄米就是黄金。

朱祐樘大惊失色，既想不到这个李广会收这么多钱，更想不到他手下的那些“贤臣”竟然会花那么多钱去讨好一个宦官。

史书上说，朱祐樘因此感到十分羞愧，认为是自己迷信宦官所致，于是恍然醒悟，更加勤政。所以，这证明他还是一个贤君，不过是一个被宦官蒙蔽过一次的贤君。

这种事情皇帝当然有责任，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但除了反躬自省以外，那些送钱的大臣难道就不该查一下吗？光靠反躬自省就能消除腐败、遏制土地兼并了吗？

在这种治国思路的主导下，文官们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舒服。他们把朱祐樘描写成千古明君，希望世世代代的皇帝都这样“圣明”下去。

但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肯定镇不住官员们的贪心。黄河大堤修了3年，使用寿命却只有2年，然后就彻底崩溃需要重修，里面肯定存在大量的腐败。

第四，就是所谓的“正人”“清官”可能不收钱，但未必就一定大公无私，不贪图权力等非经济利益。

朱祐樘派刘大夏去治理黄河的时候，朝廷议论，治理好黄河一定要做到四点：第一是疏浚河道；第二是要堵住要塞；第三是要用好人；第四是“久任”，也就是治理黄河的负责人要长期任职。

前三点基本都是废话，只有第四点有点实际意义，它的意思就是要让刘大夏长期待在黄河治理的第一线。我们的古人说话一般喜欢先讲大道理，而问题的重点往往放到最后。这个建议先讲了三点废话，很明显最重要的就是第四点。

朱祐樘觉得建议很好，就转发给刘大夏。刘大夏很快回应，前三点完全赞成，第四点就好像被他吃了一样绝口不提。匆匆忙忙干了一年，刘大夏就宣布治理成功，返回北京升官受赏了。

从这个事情看，刘大夏并不是没有私心的。朱祐樘虽然催着他赶紧保住漕运，但也说了，漕运保住之后要认真考虑“经久之计”。治理好黄河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学习和实践，刘大夏不会不懂。他也许不喜欢钱，但对北京舒适安逸的生活和更高的权力仍然有所挂念，并不甘心献身于国家的黄河治理事业。这么短的时间，连黄河南线比北线高这种基础知识都没有搞清楚，刘大夏就把黄河治理完打道回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