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我们能活着回家了！（1）
时至今日，哈里·杜鲁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这一决定仍然极具争议。这也成为美国总统引发道德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些人问道：既然日本无论如何都即将投降，那有必要杀死那么多的非战斗人员吗？难道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为了打响冷战第一枪以警告斯大林吗？美国会对欧洲的敌国如德国使用原子弹吗？或者，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掺杂了某种种族主义倾向吗？
海军上将莱希虽然在广岛投放原子弹之前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写道，“使用这种野蛮的武器”不会对战争进程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我们的海上封锁很有效，常规武器的轰炸也很成功”，日本“败局已定，早就准备投降了”。接着，他又写道，作为第一个使用原子弹的国家，“我们的道德标准已经沦落到黑暗时代蛮族的水平”。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美国陆军航空部队使用燃烧弹轰炸日本城市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远高于原子弹造成的伤亡，但莱希却并未对此做法提出异议。此外，谁也不能保证，在使用原子弹之前，日本已经愿意按照盟军提出的条件签署和平协议。即便是急于结束战争的日本外务省大臣东乡茂德也在战后承认，1945年夏季，日本没有人愿意考虑“无条件投降”。他指出：“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才能获得合适的和平条件；换言之，就是我们如何才能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既然盟军绝不会与日本政府谈条件，那么如果美国没有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战争就一定会持续下去。即便在原子弹爆炸后，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为代表的军方高层也全都拒绝投降。东乡回忆道：
军方硬要说日本没有战败，军队还可以再战，他们要打一场最后的决战，否则不想结束战争。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很有把握让美军在登陆后遭到迎头痛击；只要还认为军队可以与美军一战，甚至有可能把美军部队彻底击退，他们就不愿放弃一切备战工作、不愿屈膝求和。
主和派赢得了胜利。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东乡获得了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裕仁天皇在原子弹爆炸后终于认识到，继续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即便如此，主和派也只是险胜。东乡写道：
从12日开始，陆军的青年军官就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有消息传出有人准备发动政变，保护天皇陛下……从12日到13日晚，种种迹象表明，军队有异动。直到14日前后，情况也仍然十分危急。但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件……如果真的发生政变，那么和谈就肯定彻底告吹。
东乡在1949年给出的这些证词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如果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日本肯定会继续战斗。
杜鲁门本人从来都没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在1963年写道：“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当时我停止了一场战争。如果没有使用原子弹，战争将会杀死双方50万年轻人。我一点儿都不后悔；在相同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实际上，授权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已经充分考虑了政治、军事、科学各领域所有高级顾问的意见。战争部部长史汀生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他在1947年这样写道：
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拒绝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宣称公告“不值得公之于众”。既然日方拒绝的态度如此坚决，我们也就只能用实际行动证明，最后通牒绝非空谈……
广岛在8月6日被轰炸，长崎在8月9日被轰炸。这两座城市都是日本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日本陆军的中心，而后者则是重要的海军基地、工业中心。广岛不仅是日本南部守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同时也是重要的军需物资储备处、部队集结地。长崎既是重要的海港，又拥有数座极其重要的军工厂……
如果战争一直持续到原定11月1日发起的登陆作战，那么在此期间，与次数十分有限的原子弹轰炸相比，派出大量B-29>轰炸机用燃烧弹轰炸日本城市的做法肯定会造成更严重的生命及财产损失。此外，原子弹不仅是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更是一种能够在心理上震慑敌人的武器。1945年3月，我们的航空兵对东京地区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燃烧弹空袭。这次空袭对城市的破坏和对平民造成的伤亡，都超过了广岛核爆……之后，我们又发动了类似的空袭，把日本的大片城市地区烧成了一片废墟，但日本人却仍然继续战斗。8月6日，一架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三天后，另一架B-29在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紧接着，战争就结束了……正如卡尔·康普顿博士所言，“迫使日本投降的并不是那一两颗原子弹；真正有效的是，日本人体会到了原子弹对城市造成的实际影响，再加上他们害怕有更多的原子弹从天而降”。
史汀生确信，原子弹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他写道：“日本国内的主和派得以转到投降的路线，天皇也动用全部的威望以支持和平。当天皇下诏投降时，反对投降的极少数危险的狂热分子被控制住了，日本人彻底屈服了；因此，占领日本和解除日军武装的艰巨工作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史汀生的主要目标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军人的伤亡”。考虑到可供他和同僚选择的其他方案，史汀生坚信，“无论何人，只要他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肩负着与我们相同的责任，同时手中又握有这样一种能够结束战争并减少伤亡的武器，那他就肯定会使用这种武器，否则就无法面对自己的同胞”。
温斯顿·丘吉尔赞同史汀生的观点。丘吉尔后来写道：
最终决定……主要取决于掌握原子弹的杜鲁门总统，但我过去从未怀疑，以后也永远不会怀疑，杜鲁门总统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一个仍然存在但只能在事后评判的历史事实是，是否应当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从来都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有的决策者都自发地得出一致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建议我们不应该那么做的声音。